再一個例子發生在上海開發浦東的期間，這時上海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好幾個年頭。諸多單位已經出現了不均衡，有的經濟效益極好，處在可以兼並他人的優越地位；有的則十分窘迫，處在被人兼並的危險位置。兼並，作為一種深化改革的劇烈新形式，開始擺在各種不同境遇的單位之間。表麵上看，能兼並他人的似乎一切主動；被兼並者好像十分可憐。但是殊不知，不要被這種表麵現象所欺騙。有能力兼並他人者，如果策略不正確，就可能背上包袱；至於被兼並者，如果不能從這一次的教訓中清醒，那麼在作為新單位的“下屬”之後，弄不好，還會繼續把新單位拖垮，甚至要隨著新單位的被兼並而做第二次的“俘虜”。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一家優勢單位（梅龍鎮集團）和一家劣勢單位（凱司令蛋糕廠）終於聯營了。從實質講，是前者對後者的兼並。由於雙方的共同努力，在實行兼並一年之後，雙方都獲得了空前發展。梅龍鎮的分店一直開到了深圳，凱司令的分店也開到了無錫。
兩個例子說明了一個事實：應當重視老字號（人）對現今社會所起的積極作用。由於其文化站位和現今社會有了相當距離，所以行為方式也多與大生產和大商業中工作的同行有所不同。在後者中，講究的是短平快，講究的是收支平衡，或者是“科學地”收大於支。然而老字號卻不無“痛苦”，並且習慣於或者樂於從“痛苦”中獲得一些機敏。
還比如老字號的研究者，也應該與從事“現代”題目的學者有些不同。除了具備一般學術知識之外，還需要多儲備一些東方文化的“感覺”。隻有這樣，他才能“摸”到老字號的真諦。他需要先用這種東方文化的“感覺”來營養自己，然後再嚐試以之去營養那些接受自己研究成果的人。但是，老字號在城市的整體商業活動中，隻是很小的一部分，接受自己研究成果的，也多是中老年人與知識階層，並且接受起來不會立竿見影，必然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這樣計算下來，研究老字號也就相對“吃虧”了，所以從國家來講，對這部分研究課題和研究者，同樣應該給予政策傾斜。因為這一部分研究成果一旦落到實處，對於國計民生的作用會是十分久遠的。
從操作者和研究者的個人角度來說，在老字號當中工作確有“不上算”的一麵。成就出現較晚，因之成名也晚，在社會上的影響麵也相對狹窄，福利待遇也相對差。但是事情並不隻是“一邊倒”，凡是在老字號“幹”出來了的人，就會一股勁兒、順風順水地“幹”下去。絕不會在55歲或60歲上被迫退體，湧現“被社會拋棄”的失落感。相反，他會越幹越想幹，越幹越會幹，越幹越能幹。同時，在“幹”的方式和目的上，老字號也屬於最有道德和最有文化的類型。總之，他可以一直心安理得、長久地幹下去。
在一般“現代”大生產和大商業中工作的人，成就早，出名早，獲利大，但人生輝煌的周期短。很可能剛到30歲，更年輕的人就追上來了，他們就說你“老”了，就非要把你“攆走”。你不走，就阻擋了人家的路！不是有點殘酷麼？可是，回想起當初你“上來”的時候，不同樣是這樣把別人“攆走”了麼？還有，你所工作過的這個地方，工作的目的就是賺錢，來消費的人既然掏出了足夠的錢，就有權利獲得足夠的消費。天經地義，卻又經不住推敲，還時常會發生不道德的行為。
這樣對比之後，在老字號工作的人，或者研究老字號的人，又會多少湧現出一些優越感和自豪感，即使覺得沒有國家的政策傾斜，自己也“值得了”，也“收支平衡”了。於是，當國家重視老字號、並給予政策傾斜時，幹這一行的會很多：一旦國家忽略了，老字號的經濟效益太差了，又會使原來幹著的一部分人改行。
不能要求國家總重視，也不必擔心國家總不重視。老字號沿著一種“馬鞍形”曲折前進，國家的重視程度也在不知不覺間搖擺。但是，也不必擔心總搖擺，因為一個國家經由老字號獲取傳統文明的功能一旦太差了，國家就會自己感到在許多方麵失調。一失調，就會不舒服，於是自己就會馬上采取措施給予糾正。
還有一個值得老字號工作者自己注意的問題：不要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不要脫離現實世界的“現代化”浪潮太久太遠，不要讓自己變成塵封垢鎖的“古人”。也應該每工作一段之後，及時抽身回到當代社會之中，去“遊泳”、去感受一陣兒。需要將此過程經常化，才能保持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敏感。
總結歸納幾句：
老字號的操作者和研究者，經常是“慢工出細活”。對比於外界的大幹快上，他們習慣於小幹慢上。
二者究竟哪個更好？應該說都好，也都需要。二者應當在對立中有交錯。大幹快上需要用小幹慢上作為前奏和模型，等一切都調試好了，再“大”不遲，再“快”不遲。
從個人講，在這個講究“經濟效益”的時代，當然還是以大幹快上合算。這就需要國家做一些政策傾斜，免得小幹慢上方麵缺人斷檔。但是從研究者的心境上說，一生都處在藝術般的境界中，所能領略的又是人類最深厚和最豐富的積存。即使物質上清貧一些，也值得了。
老字號人習慣“痛苦”，從“痛苦”中取得機敏；大生產人習慣痛快，但痛快中隻求傾瀉。人的一生，最好能是二者的結合。當然，人生站位常常容不得自己挑揀。但隻要可能，如果“一邊”站久了，就爭取晃蕩到“另一邊”去。
務虛在前，貴在自覺
老字號多是從務實開始起步的，靠偶然性發家，許多更是在“一不留神”狀態中出現的。偶然性的成果引來了初步成功，接下來的手工操作，通過苦苦的摸索，最後終於成了“正果”。摸到了門徑，便擁為家私，並將之神秘化。一旦神秘化，也就再難進步。實踐如此，理論上就更是滯後。或者幹脆說，老字號反對把自己和形成過程理論化，那樣做會使別人便於仿效，會砸了他自己和後代的飯碗。
我們今天研究老字號，首先應當關注的是群體，而不是這家、那家的特定個體。要看它作為群體形成和發展的曆史，找出它和其時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諸多方麵的關聯，從而確定它在當今社會的位置和作用。
不知是否可以這樣概括——在清中葉之後的北京，字號已大量出現，到了清末，老字號便集中湧現在前門地區。它在國計民生中占據的位置很可憐，大多屬於“小打小鬧”，讓處在憂患時代的民眾玩物喪誌，為京城製造出一種虛假繁榮。民國之後，戰爭頻頻爆發，老字號強力支撐，也免不了風雨飄搖。建國之後，老字號基本混同於一般的商品和商業行為，雖然生產力有了提高，但味道上大大減弱。“文革”當中，毫無例外地遭到“橫掃”，在浩劫後恢複時已元氣大傷。老字號盡管有以上的先天不足，但它在文化上的價值很大，它使我們這個民族很細膩，手很巧，心很靈，很善於從某些小的地方陶冶自身，從而保持內心的穩定。
老字號有兩種價值：商業價值和文化價值。前一種很微弱，價值極其有限。光依仗它，不能成為老字號繼續存在的依據。倒是後一種文化價值，對於今天、今後的現代化社會，有著重要的啟迪作用。僅從表麵認識，會覺得老字號的文化價值相當“舊”，與現代化社會五色斑斕之“新”，在所有方麵全都格格不入；如果認識深入了，並且處置妥當了，就會發現老字號表麵之“舊”，恰可以與現代化之“新”形成互補。
為了確保老字號在當今社會有所作為，就必須選擇一個適當的區域，造就一個適合“再造”老字號的溫床。溫床何處？不妨重建前門區，以之作為今日“再造”老字號群體的“開發區”。說“重建”，是因為曆史上已經有過三度。清代有過，國民黨時代有過，建國初期也有過。因此今日重建，老百姓心裏有準備，不生疏。用“開發區”一詞，說明“再造”老字號不是讓遺老遺少重溫舊夢，不是向後看，而是向前看。前門恰恰位於整個北京城的中軸線上，北有天安門、故宮和亞運村，南有天橋，天橋稍南的兩側各有天壇和先農壇，永定門以南又有南苑。前門在曆史文化上自有不可代替的價值，是向青少年進行國情教育重要基地。事實上，今天已經到了搶救“前門”的時候。事不宜遲，如果今天把這件事情做了、並且做好了的話，就會功在千秋。
總之，用文化精神作為先導，開展對於老字號群體的研究，有利於策劃一個係統工程，工效上一好百好；操作起來就能事半功倍。這是今日研究老字號的第一個大前提。
此外，從大處講，今日世界出現了一個更大前提。一方麵，世界上各民族交往的頻繁化，生活方式已日漸同一。於是乎，世界上已有越來越多的民族，麵對這一種“未必好”的世界潮流，都在拚命加強自身傳統文化的民族化。我們很注意研究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的經驗，但是對於它們關注自身民族文化上的諸多做法，似乎還重視不夠。不知可否這樣講：隻有對民族文化也給予同樣的關注，經濟起飛才有後勁兒，起飛的翅膀才能堅強有力。對照四小龍，中國類似於老字號這樣的事物很多，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給予“再造”會有利於加強傳統文化的民族化。應該讓未來的中國人，通過各種各樣的吃、玩、用，繼續保持東方民族的靈性和心理。從這麼做的後果講，既是區域的，也是全球的；既是古典的，也是現代的。
有了上邊的兩個大前提，今天的做法也就是隻能和過去“對著幹”——再不能一切隨心率意，而必須堅持務虛在前、貴在自覺的原則。
務虛在前，即是站在已經“有了（過）”這樣一些老字號的基礎上，同時環顧國家和世界的現狀，讓二者激烈“對撞”；然後通盤審視它往日的集體特征，研究其中哪些適合今後社會的需求而被繼承，哪些因為不適合則需要淘汰；另外，要從今後的社會需求出發，研究還缺少哪些應該由我們中國製造的既“新”又“舊”的東西。至於這些應該增添的東西，我們又應該運用怎樣的方法“再造”出來，並讓它們出新即做舊，亂真更勝真。
要做到上述目標，就隻能貴在自覺。這種自覺至少應該體現在三個方麵：
第一，不要絕對排斥本節一開頭講到的“一不留神”。我們前邊講過，今後在大的問題上一定要“千萬留神”，一定要運用當代先進思想和科技條件去運籌帷幄。但是在小的方麵，就要充分重視和利用偶然性，通過偶然去說明和印證必然；並且還要在更多的新層麵上，去開拓和駕馭各種偶然性，利用總結偶然性的過程去舉一反三。當初，眾多民間的手工藝人，就是從偶然中發現了自己這一行中的奧秘。自己“通”了，說不定又會讓旁人“觸類旁通”。像京劇藝人厲慧良的“再造”《鍾馗嫁妹》，我覺得和仿膳“再造”滿漢全席就頗相似。像昔日前門廊房二條玉器大街上的競爭，和鮮魚口鞋帽大街的競爭，也應當互相啟發又各有特點。小作坊中小手工藝中的小竅門兒，有時薄得就像一層“窗戶紙”，並且是許多行業共用、共通的一張“窗戶紙”。有時這邊“一捅就破”了，會讓那邊也感到“豁亮”。有時這邊正試“捅”著，由於靈性較差，不料就在將“破”未“破”之際，讓“窗戶紙”那麵的人發現了，人家搶先出手，便“捅破”了這層本來是應該由這邊“捅破”的“窗戶紙”。一招先了，以後步步先，靈性這東西常常是不可估計的，西方文化往往從思想上先勝一籌，強調整體的籌劃與運行；東方文化則注重靈性，喜歡在“做”的當中“自我顯示”。我想，東方和西方各有各的傳統，可以也應該互相學習，但首先不要丟掉自己的優勢。
第二，不要一概排斥“手工活兒”，恰恰相反，要尊重“手工活兒”中蘊涵的創造性與特殊性。注意在把機器大生產引入“一般生產環節”的同時，要留下最關鍵的環節以手工活兒去“最後完成（善）之”，要善於從文化層麵上給以總結，要善於保留口頭文化階段那種不依賴文字說明一切的習俗，也在運用印刷文化階段善於“製作”出一些“不全之全”的“文字概括”，還要利用電視文化階段的有利條件，去搞一些不同於以往兩個文化階段的新說法和新做法。另外，嚐試著實行三個文化階段（口頭文化、印刷文化、電視文化）間的穿行，可以加大人類思維外在形式上的反差和跳躍，這項工作從我們這一代人開始，可視為是最大的幸運。
第三，要把上述生產流程上升到文化的層麵，美其名，琢其實，逸其質，神其味。對待非關鍵的生產部分，以技術態度“一瀉千裏”；對待關鍵部位，以文化心態仔細玩味，讓這裏成為審視中國曆史文化的一個窗口。讓每一個老字號都具相當的曆史和文化的負載。讓關心老字號的每個顧客，都從每一次的“出入”當中，領會到曆史、文化“過程”的神奇和獨特。
上麵講了有關老字號前途的種種。下麵，我們預測一下它在未來社會的走向。
一種：老字號的自我意識旺盛，處處爭強好勝，時時表現特色；同時國家也給予特殊待遇，不在經濟效益上苛求，但從文化效益上嚴求。這樣，兩方麵的積極性結合到一處，水漲船高，相輔相成。老字號就有可能在不斷總結的基礎上越來越興旺。
另一種：老字號的自我意識不強，混同於一般商業單位；同時，國家在領導上也一般化，不注意保持其古典性格。久而久之，老字號就勢必失去了“自我”。不僅“沉淪”為一般的商業單位，而且在事實上還會拖眾多商業單位的後腿。
極力爭取第一種前途，是老字號和國家的共同任務。如果老字號群體走進第二種前途，首先是民族文化的極大損失。如果未來社會中不能活躍（至少是存在）相當數量和層麵的老字號“活化石”的話，國家是否還能真正進入現代化，也就成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