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門遐想錄
1949年，對北京前門商業區來說，應是一個難忘的年份。
先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入城式，古老的都城萬人空巷，剛剛獲得新生的市民，擁擠在狹窄的前門大街兩側，歡迎自南向北行進的解放軍戰士。稍後，梅蘭芳從上海乘火車抵達北京，梨園名伶進入前門火車站迎接。當簇擁穿著白色西服的梅出站時，被附近的人們發現，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箭樓以南頓時水泄不通。
然而，就是這兩度的人文景觀，構成了前門地區最後的輝煌。在前門的記憶裏，大街曾經是何等寬闊、威風——仰對青天，街心高聳起一條黃土鋪成的大路，上麵走馬過車。最引人注目的是輛騾車，它的主人就是梨園的“伶界大王”譚鑫培，他和其他“角兒”去戲館子唱戲，來去都是乘坐私人騾車。譚的這輛車後棚上開了13個小窗戶，時人就稱之為“十三太保”。這條土路兩側有“溝”，行人就在“溝”裏走路，做買賣的攤棚也搭設在“溝”裏，日出而做，日入而息。
後來，前門大街上的土路鏟平了，原來搭設攤棚的地方，也出現了“違章建築”——最初東西各是一溜臨街的鋪麵房，慢慢的，鋪麵房變成了前店後廠。於是前門大街陡然窄仄起來，東側鋪麵房的背後增添了肉市街，西側則多了珠寶市街。
再往後，前門的商業興盛起來，各種買賣在此競爭，商店、飯館、澡塘、戲園子、藥鋪、錢莊、旅館、當鋪比鄰而居。大柵欄成為綜合性的“第一大街”，各類買賣的“頭一份”都力圖在大柵欄中安營紮寨。對麵的鮮魚口胡同，則成為單項的專業鞋帽大街，9家鞋店和11家帽店擁擠在一起；廊房二條則成為玉器大街，在附近還都是土路的時候，這兒首先鋪設了瀝清路麵。離前門不遠，還有專業的刺繡大街和文玩大街。最馳名的底層妓院八大胡同，就躲在這些買賣背後的深處。說是“八”，其實不止於“八”。
再再往後，一些享名遐邇的老字號出現了——全聚德、同仁堂、都一處、內聯升、瑞蚨祥、正明齋、馬聚源、天福號、祥聚公，等等等等，大街兩側琳琅滿目，街心增添了有軌電車，因為鈴鐺總“鐺鐺”地響，老百姓便呼之為“鐺鐺車”……
繁華滿目，頤指氣使。時人把北京的繁華地區歸納為這麼幾處：東單、西四、鼓樓、前。這裏的“前”就是前門，把前門擺在整個繁華係列的最後，是采取京劇的習慣：大軸，總是最後才上場的。
從大城市格局看北京，兩個城圈護衛著內、外兩城。內城的中央是紫禁城，它實際是“內中之內”，昔日也稱之“大內”。紫禁城位於北京的中軸線上，坐北朝南，威風凜凜，不可一世。東城、西城緊挨著，也沾不少光。東城權貴多，西城文化人多，重要機構也大多設在東西城。就連昔日淘出的糞便，東西城的價兒也高於崇文、宣武。相比之下，外城屬於販夫走卒的居住之所，進入視野的一切，都顯得荒涼、簡陋。越往南，入眼的房屋、道路和人物，也越來越難以入眼。今日的陶然亭公園，在昔日北京人的眼裏，已經遙遠到近乎“野地”，因為從虎坊橋向南，居民的簡陋和破落都已慘不忍睹。
在這種大格局的規定之下，前門的地位就很特殊。一方麵，它置身外城並屬於外城，但又與內城僅有一（城）牆之隔。內城的“普通居民”，如果想放下身分出去瀟灑、閑散一番，那麼前門就是最合適、也最合算的場所。隻要邁開雙腿向南走去，“出城”的感覺總是居高臨下、足以自豪的；更何況，在前門享受到的世俗性歡樂，更是內城高檔遊樂場所無法創造的。所以在七、八十年以來，內城盡管可以在堂會中看到最佳陣容的京劇，但喜歡追逐世俗氣氛的內城戲迷，還是習慣“出城”聽戲。由於散戲太晚，前三門（前門、崇文、宣武）的城門已關，他們隻能在外城旅店“湊合”一宿，次日一早再“進城”回家。這不算丟身分，反而算是“一樂兒”。
就這樣，曆史緩慢而又嚴厲地為前門商業區積澱出一個形象——它匍匐在箭樓腳下，它不能直接仰望正陽門，因為正陽門屬於內城。正陽門是它的一道威嚴的屏障，阻隔它不要去“攀扯”天安門和紫禁城，警告它不要有“非分之想”。它隻能屬於外城，隻能以質樸的胸膛，容納了外城草芥之民在此做短暫的歡娛，並使長期的勞累和屈辱稍獲麻痹。但是，它又距內城最近，內城的老爺、太太一旦想起自己，又樂於“屈尊”來和草芥之民同樂那麼一小會兒。
說到“前門人”，它漸漸覺得自己定了型。一方麵仍有自卑感，雖然傑出人物的豪富超過了內城“普通居民”，但終歸覺得來路和品格上低人一頭。但是，因為這裏百業雜處，慢慢實現了自給自足，無須再仰求他人。特別是少數“前門英傑”的豪富。他們彼此之間互相幫襯著，慢慢結成一個帶有獨立性質的群體。30年代初，年輕的譚富英剛剛出科，嗓子、扮相都好得驚人，已由給尚小雲等“挎刀”（唱二牌）變成自己挑班。某晚，他在前門慶樂戲園唱大軸，同仁堂老板樂某人前來捧場。這樂某人是富英祖父譚鑫培的朋友，他看了富英的戲十分興奮。散戲後，由晚輩攙扶著走進後台，一見麵就喊叫起來：“好小子！有種！可——可惜，你爺爺沒看見你的今天……”說著，就把手上價值連城的翡翠扳指兒摘了下來：“給你，給你！當——當初，這是富裏的東西，本是一對兒。那——那一個，幾十年前，我送給了你——你爺爺，這一個給你吧。宮裏的東西，如今成了你——你們家的東西啦！哈哈，其實也該——該著，你爺爺不就是梨——梨園的‘伶界大王’，他不也是王——王爺了麼？哈哈……”這時，年輕的譚富英趕忙彎腰“打千”（請安）謝賞。這兒附帶提一句，譚家幾代一直住在前門外的大外廊營頭條，幾進的大院子，因名伶更風光了許多。它對照於散布在宣武門外梨園眾生的簡陋住所，同樣是高不可攀了。
但是，這些商界頭麵人物對於自己的同行，尤其是那些可能形成威脅的同行，則表現得寸土必爭，毫無人性。前門大柵欄背街上的謙祥益，由於地勢較差影響到生意，後來購買了大柵欄正街西段的一塊土地準備開業。這件事讓大柵欄正街東段的瑞蚨祥知道了，便搶先在大柵欄西段，開設了西號瑞蚨祥綢布店。不久，謙祥益又想購進大柵欄中段土地開店，瑞蚨祥得知後，竟把該段地皮連同車場一並購進，開設了皮貨店和鴻記茶店。最後，兩家又爭奪“慶樂戲院”一帶的地皮。謙祥益搶先與賣方談妥條件準備成交，瑞蚨祥則出高價把戲院前一塊地皮買下，並聲言：“如果謙祥益開其他買賣，我買的這段地皮免費供路；如果開綢布店，我就利用這塊地蓋房，把路堵死。”謙祥益聞言，隻得忍氣吞聲退卻了。
到了本世紀中期，前門外的商業十分發達，初步形成由眾多老字號“聯合主政”的局麵。老字號位於各個行業的最高層，聯網成為一個互通有無、相互支持的領導層。他們應酬最底層的政權機構，但同時以更大的關注與更高的權勢階層來往。後麵這一點，又抑製了底層政權機構對自己的侵蝕。前門人變得成熟和主動起來。
自從1949年那兩度人文景觀之後，前門和前門人的“好時候”漸漸去也。
首先，是北京的那種封閉式的大格局，被城市建築的幡然改型一點點“蠶食”。
古城牆的拆除。那種內外對峙性的區別淡漠了。天安門廣場的形成，以及東西長安街的打通。進入北京的“渠道”變縱為橫，人們可以乘坐汽車從東西兩路進入北京。對比之下，自永定門由南向北，依照中軸線逐漸“膜拜”著趨近的方式不吃香了。共產黨不提倡那種“坐北朝南、君臨天下”的傳統格局，連它的中樞機關也設在中南海，沒有放在中軸線上的任何位置。解放軍三總部放在了西長安街的延伸線上，整個北京的中心向西傾斜。前門火車站的拆除，北京新火車站的建立，使得北京的重心又向東“搖動”。大工業多在朝陽區，空氣汙染；文化區在海澱，綠樹成蔭。市區之內，商業區形成了新的鼎足三分——王府井、西單和前門的對峙。前門的低矮和擁擠，層次顯得低了，有些被動。
其次，生產關係中的勞資關係，在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當中，出現了陡然的變革。短短幾天內，北京全部私營企業都變成為公私合營。前門首當其衝也率先做出榜樣。同仁堂老板樂鬆生，作為首都工商業主的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毛主席呈上了實現公私合營的大紅喜報。他的祖上（就是那位賞給譚富英扳指兒的老先生）的壟斷前門的舊夢，就在自己手上徹底打破了。此後，公方經理進入原先的私營企業，一場“誰養活誰”的大辯論，使得資方代表焦頭爛額。那些幾百年留下來的老字號、老招牌，變成剝削的活化石。
曾經勇往直前，曾經義無反顧，認為為了早些達到明天的現代化，於是把反映一切陳舊的東西砸個稀巴爛。因為明天的一切都是新的，連每天早晨的太陽都是新的，所以一切舊事物就失去存身的理由。“文革”當中，這種理念走到了極端，整個前門大街以及它的兩側，都像篦頭發似的篦了一遍又一遍。大街上的古舊建築被粉碎了，所有老字號的匾額被摘下來，在人們的思想深處，被迫“妝”出一片“紅海洋”。
當人們開始蘇醒之後，才發現神州大地被毀得不堪入目。前門也是同樣，幸存下來的匾額被尋找出來，拂拭去上麵的塵土和汙垢，重新張揚著見了天日，重新大搖大擺著懸掛出來。但是，對於這些在封建時代晚期形成的特定事物——乃至整個人類的曆史本身，今人應該抱有怎樣的態度？舊事物中包含著的曆史經驗，可能由今人離析出來，使之成為今人前進時的一種製約性的警示和愉悅性的補充？
站在前門的今天看到昨天，真是百感交集。混亂雜駁，“整體無風格”。大與小，新與舊、土與洋，革新與保守，都生硬擁擠著，成為誰也管不了誰的“惡鄰居”。鮮魚口已然敗落，鞋帽大街成了曆史陳跡，至於100多年以前傾斜著穿越鮮魚口的小河，更是早已填塞。廊房二條的玉器大街和西湖營的刺繡大街，早已蕩然無存。大柵欄依然繁華，可惜“繁華無秩序”，許多老字號一再搬遷，特色已失，名不副實。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擁戴景仰的現代化究竟是指什麼？難道僅僅是高速公路、立交橋和摩天大樓？僅僅是電腦、傳真係統和對外開發區？不，不僅僅是這些。現代化可以分別表現在工業、農業、科技、國防，但首先必須集中滲透進人的頭腦並維係始終。這頭腦中的現代化思想，又必須是新與舊、縱與橫、單一與綜合、層次與領域、狂飆突進與水磨功夫等對立統一的集合體，是對於人類一切精神財富的總結性融彙。如果這種理解是正確的，那麼對於“前門人”這一命題的探查，就會有助於如何促進前門現代化的思考。
非常遺憾“前門人”多已失去可驕傲的特殊而穩定的心性，今天，在前門地區居住的人，並不就認為自己就是“前門人”。前門早已不再是一個獨立的行政區。目前北京的前門一帶，由崇文、宣武兩區分管。前門大街兩側，含街西的店鋪，屬崇文區；前門大街西側的胡同裏邊，則屬宣武區。“物質決定意識”。因為沒有統一的行政管理，在前門一帶居住和工作的人，也就“理所應當”地喪失了“地區意識”。
我忽然想——想象了起來，能否恢複“前門區”的行政區劃呢？做這樣的想象，也並非異想天開，因為清代典籍《日下舊聞考》中就有記載一北京的內、外城各分五城，其中“外城（的）中城”就是今天的前門區。解放之初，也曾建立過前門區（1952年7月起，1958年6月止），北依前三門的城牆，南到東西珠市口以北，東到崇文門西大街，西到宣武門東大街。昔日的曆史證明，這樣的行政規劃不僅有利於領導該前門區的生產、生活，更符合全北京（乃至全中國）都城市民的審美眼光，符合我國文化素來重視由中軸線造成的“均勻”、“穩定”的傳統。
必須強調，今天提此倡議，並非打算恢複曆史某一階段上的舊前門，而是以開放的眼光先行環顧世界和中國的大需求，再依據前門這一塊土地的特殊情況，準備把它建設成一個最能體現古都風格的商業文化區、民俗活動區和觀光旅遊區。為了未來的現代社會，我們要著意去再現古色斑斕，這是維係未來現代人身心健康的一件千秋大業。
從地貌上看，希望未來的前門逐漸形成古代都城“坊”的樣式，縱橫區劃，各有職能。原來的居民將有計劃地分期分批撤出，原來的房屋也將分期改建，各式各樣的“坊”星羅棋布，同時更有各式各樣的“居民”來此“上班”，一方麵帶著強烈的“表演欲望”，同時也從中外遊客處取得“小費”。其中可以對比著恢複昔日北京與前門成對照的各色民俗景點，諸如天橋、廠甸、白塔寺、隆福寺等，也可以對比再現其他都市的前門對照物，如天津“三不管”、上海“城隍廟”和南京“夫子廟”。
這樣的建築構想，勢必能提高北京的文化品格，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世界人心目中的“中國古近代都城迪斯尼”。它的職能將大於“中國”、“古近代”、“都城”、“迪斯尼”四者的簡單相加。其意義是：讓市民和國人不忘過去，以其充實、升華今天的“自我”；讓準備反映舊時北京（平）的各種造型藝術，具有一個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的外景基地；讓北京有了一個可供國人和外賓“馳騁”著參觀的旅遊點；讓北京有了一個北南對峙的新格局——北是故宮，南是前門；北是政權，南是民間；北是尊嚴，南是激活；北是沉寂，南是歡樂。兩相對照並撞擊著，就構成和凸現了北京的全部曆史。
二、北京呼喚步行街
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北京，已經有了四通八達的大馬路，已經有了摩天大樓，已經有了立交橋和街心公園，已經有了現代城市的種種發達和風流，唯獨還沒有一條盡如人意的步行街。
您或許說，“不是有王府井嗎？”
是的，在從前“不是”步行街的時候，它倒曾經“是”過”。這“是”表現在街道兩側店鋪的無序排列與平等競爭上。遊客漫步其間，隨時都能萌發一種飽覽風光的興奮。這風光，是自然、人文、商業幾種“風景”的下意識組合。更典型也更具特色的，是東安市場中星羅棋布般的步行小道。在這樣的小道上徜徉，可以感受到園林藝術中的移步換形，可以因苦苦尋覓而賞心悅目，商業文化和旅遊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它是舊北京上層商業文化的一個縮影。和這種上層商業文化相呼應，是昔日廟會塵土飛揚的小道，我們可以想起廠甸、隆福寺、白塔寺和護國寺，從中不難窺到底層商業文化的生動場景。
曾幾何時，這些卓具特色的步行街和步行小道全部都失去蹤影。東安市場經幾番改造，合並了同類項，貨源如出一轍，服務程序和廣告方式均失去特色。在底層民俗文化方麵，廟會遭到了徹底掃蕩，地壇、龍潭湖、白雲觀幾處隻在年節露麵的“廟會”，人為痕跡過重。頤和園的後湖整修了蘇州街，雖然性質接近真正的步行街，隻可惜離城太遠，貴族化的氣息太重，遊客盤桓的區間也太小了，稍不注意，就有掉進湖裏的可能。
能否下這樣的定義——步行街，是以旅遊的手段達到商業目的的物質載體？步行街，是由本地人、外地人和外國人共同參與、共同創造的。行步街需要具有一卷如同“世紀風情畫”般的流動文化背景，遊人到此首先為的是賞心悅目，其次才是選購商品。從這個意義上說，步行街首先是“看”，“看”得滿意了，才談得到“買”。在步行街上，選購是最表層的行為，通過接觸其他的“人”和“物”而重新發現、塑造自我，才是遊覽步行街的實質。作為外地人和外國人，他們到達異地之後，每每希望能夠去該城市的步行街遊覽，雖然最後也“買”，但通過“看”所取得的印象，常常會保留多年而不會忘懷。這種讓遊客不能忘懷的功能，就是步行街在文化上的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