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利用這種心理，尋找權力尋租空間。有位哥們，也在選中，吏部辦事的就向這哥們透風：給三千兩金子，可以分配廣東，如果不給錢，肯定去雲貴。透風之後，吏部辦事的還神秘地交代一句：千萬不要告訴其他人，這是我給你麵子才透露的，不然一透風，你就死定了，肯定派去雲貴。
這哥們是隻菜鳥，以為得了內部消息，而且他也不是完全沒有背景：吏部文選司的掌印官是他的親戚。他急急忙忙找到這位掌印官，說了這番話，掌印官大怒：“這事還能作弊嗎？你告訴我，這混賬話是誰說的，我立刻就辦他。”候選人還不高興，埋怨掌印官說：“求你啦，別壞我的事，那哥們對我說啦，絕對不能跟第三人說，要是透風了，我就去定雲貴啦。如果去了雲貴，不僅地方窮，而且還要費我三千兩路費，我幹嗎不把這錢當路費給了他，去個好去處，也能賺回來。”
這位候選人的菜鳥姿態太萌了，掌印官估計也笑翻了，他指點迷津說：“你腦子秀逗了，你以為人家跟我一樣，和你是親戚啊，幹嗎就要對你厚愛，讓你花錢？你去問問其他候選的，看是不是也接到同樣的信息？”這位候選人終於開竅了，也去問其他的競爭對手，果然大家都有所謂的內部消息：給三千兩就可以去廣東上任。吏部的伎倆立時暴露出來。
惡劣影響：民間借宮廷和吏部行騙
因為選拔的不透明操作，有些進士又不能與吏部直接聯係，於是就產生了中介，說得難聽就是“托”，這些“官托”行走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真假難辨，擾亂了大清帝國的官吏選拔工作。
何德剛就親自審理過一件官托案。案件過程大概如下。嫌疑犯之一是山東人丁先生，進士，吏部官員候選人；另一嫌疑人饒先生，江西人，進士，吏部官員候選人。丁與饒同一宿舍，等待吏部分配。某日，北京一古玩店夥計，乃丁某和饒某的熟人，來到他們宿舍，透風說：“兄弟我能通過宮裏頭太監的途徑，為你們謀個好差使。”丁先生是高富帥，饒先生是矮矬窮，於是，有錢的就默許了，沒錢的就默默地待一邊乘涼去了。但饒某正義感不夠，對隊友的違法行徑沒有明確製止，這種態度把這哥們害慘了，待會再說。
又過了一天，古玩店夥計又來了，說可以幫丁先生謀得一個四川的肥缺，兩人開始談生意，最後議價：四千兩金子。但當時並沒有簽合同，沒留下證據。過幾天，任命下來了，丁某卻去了陝西，雖然陝西和四川都屬西部，但一個在北，一個在南，差得遠，貨不對板，古玩店夥計卻來索要錢財，丁某沒理睬他，就徑自去陝西上任了。
過了一段時間，丁某回京，卻有一位太監跑到古玩店去鬧事，說是夥計沒兌現，沒把錢給他。丁某沒給那夥計錢，夥計當然也沒給太監。本來是一樁沒有做成的買賣，誰也沒吃虧，大家都不出聲也就過去了，卻被這個氣勢囂張的太監給嚷出去了。
好，大清帝國還是講究法製的，事情鬧出來了就辦吧。負責審理的是何德剛大人。饒先生是個倒黴蛋，這事跟他一毛錢關係都沒有，卻第一個提審他，他嘴巴緊，沒招出啥，於是“不得要領而散”。饒先生是個很講究榮恥觀的人，回到宿舍，覺得自己的名譽再也洗不清了，於是把自己給幹掉了——自盡。哎，善良而敏感的人啦，當初幹嗎去了！
接下來提審丁先生，丁先生也是個嘴巴緊的哥們，“一切不認”。寫到這裏，我不僅要感慨一下，據中紀委一個領導說，當今的貪官不僅不夠品，而且意誌薄弱，隻要紀委拿他過去，一開口，他就像是被啟動程序一樣，一五一十全招了，這位領導感歎說：這些貪官換到革命年代，肯定個個是叛徒。我也要對比一下，他們跟清朝這些柔弱的讀書人都沒得比，人家寧可上吊都不招，聖賢書也算是沒白讀。
兩個有臉麵的讀書人沒招，於是提審“官托”——古玩店夥計，這夥計也是個難對付的，何德剛說他“一味狡賴”——估計被這個頑固家夥氣爆了——就是不招供那位太監是何方神聖。於是，再審，不知道有沒喝辣椒水、坐老虎凳，古玩店夥計總算招了兩個牽線人：一名直隸地方的秀才，一名剃頭匠。這官托真是什麼人都能做，連發廊裏的也能做。而犯罪的途徑是：古玩店夥計受秀才指揮，秀才受剃頭匠指揮。案件有突破，於是提審直隸秀才。這秀才是個老油子，表麵上很配合，但就是避重就輕，那些無關痛癢的都招，關鍵的一件也不招，自己不吃眼前虧，但又不攬重罪，全都推到剃頭匠身上，估計和剃頭匠已經達成攻守同盟了。何德剛認為這秀才是個老官托，熟悉吏部的一切程序，也熟悉司法程序，拿他沒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