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卻有那麼一群人，不是那麼緊張兮兮地加強人格修養，他們講究的是疏朗美、淡然美、清爽美，這些人格之美，不是密植型的美，而是寬豁的美。
疏朗淡然而寬豁的人格美，是減出來的
曾有那麼一種風度，以書生之身，麵對強大的軍事力量暴力威脅，還能那麼從容，這種從容，是在大義凜然的基礎上再加一層風度。這種風度該是什麼情狀呢？
公元373年，東晉權臣桓溫回京。二月二十四日，大小臣僚集中在郊區的新亭迎接。
桓溫此行目的，成為眾多臣僚揣測的焦點。
就在前一年，簡文帝——這位長江以南名義上的天子，在桓溫麵前隻能拱手沉默的皇帝，憋著一股窩囊氣，撒手去了。因桓溫不願回朝，朝廷連新天子都不敢立，等桓溫做決定。
桓溫何許人？就是他，留下名言：“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就是他，將東晉皇帝當玩物，想立誰就立誰。
簡文帝臨終前學劉備托孤，在遺詔裏寫道：“尊敬的大司馬，國家大事就托付您了，犬子昌明，若是做領導的料，您就輔佐，如果不是做領導的料，那還是麻煩您自己挑起重擔吧。”昌明做讓位的過渡人。當時的輔佐人之一王坦之，請求氣息奄奄的簡文帝，改了這份要讓東晉王朝提前歇菜的詔書：“請大司馬桓先生效仿諸葛亮，輔佐幼主。”
在地方統領大軍的桓溫接到這份最高指示，咬牙切齒地說：“老子想當天子，他們卻讓我當諸葛亮。”桓溫滿懷怨氣回京，手裏有兵權的人很容易將怨氣轉換成殺氣，桓溫的殺氣明顯是對著他篡位的攔路石——修改詔書的王坦之，而與王坦之同時輔佐朝政的還有一人——謝安。
所以，在公元373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新亭，大臣們都有一個猜測：桓溫要殺兩人，就是謝安和王坦之。
王坦之敢修改詔書，卻不敢麵對屠夫，他汗水濕衣，連手裏上朝用的手板都拿倒了，大概和我們現在係錯扣子差不多。隻怪桓溫太強大，連朝廷中有威望的老臣都白著臉、抖著腿。
臉色沒變，大腿沒抖，說話沒結巴的隻有一人：謝安。
謝安說：“朝廷安危，就看咱哥倆這次了。”桓溫來了，謝安明知道牆壁後麵埋伏著刀斧手，還是安然而坐，安然而言：“您作為地方軍事長官，應該防備鄰國，怎麼盡拿些刀槍藏在這裏嚇唬人呢？”桓溫大笑，撤了兵馬，居然和謝安坐下談笑半日。一場政治危機頃刻灰飛煙滅。
我讀史書至此，總會廢卷而思：謝安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風度？不怕死的人不算少，有的怒氣衝衝，有的大義凜然，有的慷慨激昂，這些都可歌可泣，但自己死了，卻於事無補。有一種不怕死的人，拿出的卻是閑坐釣魚下棋的氣度，它不僅是自己英勇而已，還要穩定一個集團的情緒，保全一個良好的局麵。這種風度，就是謝安的風度，宰相的風度。
魏晉士人的修養途徑：減一分負擔，多一分人格
當時能征服桓溫這個一代梟雄的，絕對不是靠血氣。你有血氣，桓溫這位文韜武略、掌有重兵的梟雄，更有血氣。
也不能是簡單正義凜然的嗬斥。正義凜然也是一種怒，以怒製怒，隻能導致敵人更大的怒和殺。
對桓溫這種一流人物，征服他，隻能靠風度。謝安贏了桓溫的，就是風度。宰相的風度，是什麼？是淡定。你不淡定，江山社稷何以淡定？想要淡定，就得心中少雜念，不要被一些東西掛著礙著，就是古人說的“掛礙”。
當今的讀書人修養是加法的，各種人格修養，遞加起來，堆成高峰。從學前班、興趣班、奧數班一路堆上來，也不知道能不能堆成高峰，有時可能還形成“掛礙”。謝安的修養卻是減法的，尤其東晉南朝時代人的修養都是減法。
王恭說自己身無長物，把竹席借出去，自己隻坐草席，減去一床竹席，換來廉潔；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回家種豆賞菊，減去一份為五鬥米的奴顏婢膝，換來隱士的超然；張翰被秋風一吹，便辭官回鄉，減去一頂烏紗帽，便換來家鄉鱸魚的鮮美。
謝安的修養也是一層層減出來的。謝家是當時響當當的名家大族，從中央到地方，從文臣到武官，謝家子弟都有份。唯獨謝安，躲在東山快活，謝夫人催促說：“老公呀，看看你的兄弟們，都是當朝顯貴，你還不出來也給我爭口氣呀？”謝安聽到要做官，好像嗅到惡臭一般，捏著鼻子笑道：“老婆呀，到時候恐怕躲都躲不了。”
視官職爵位如惡臭，將榮華富貴從修養中減出去。
公元372年的一天，謝安和王坦之到桓溫的心腹郗超府上去拜訪。傲慢的郗超一直不出來見客，從朝等到暮，王坦之熬不住了，要先走人。謝安說：“哥們，難道你不能為了性命熬上一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