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的堅持，甚至還包括了他不可知的身後——使用了土葬，墳塋設立在郊區的百花山，以及政府給予他“一代完人”的評語。
英雄＝副部長
這也算是“文革”奇觀。一個演了英雄人物的演員，結果就當了一陣子的文化部副部長。
戲曲長期以來提倡的愛憎分明，一直是當成優點來肯定的。小孩子看戲隨時要問“好人壞人”，政府又提倡“學英雄，演英雄”——後者放在遊戲範疇中是不錯的，但問題也相繼產生，那些演壞人的演員又該怎麼辦？難道是“學壞人，演壞人”麼？當然不是。可前麵的那個“學英雄，演英雄”也沒在邏輯上得到澄清。而且隨著階級鬥爭的深化，演英雄越來越吃香，慢慢的，“演英雄”就漸漸可以“等於”英雄了。於是，在“文革”演出樣板戲謝幕的時候，演英雄的演員自然站在舞台中間，演壞人的演員能否參加謝幕，一度還研究了“很久”。最後“通融”了，允許“壞人”上台，但必須站邊上，要做反省和謝罪狀，頭上還要打上一束藍光。著名演員袁世海曾在《紅燈記》中扮演鳩山，於是就有過這種經曆。
罪責當然歸咎於“四人幫”，但今日深思，那種愛憎分明的傳統是否也有問題？對小孩子來說，從曆史人物的命運中，引出一個“愛好人，恨壞人”的問題，這當然不是壞事；但這樣延續了幾千年，是否又容易使得問題簡單化了？如今，我們置身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期，身邊的人都不是傳統戲中那種臉譜化，“好”和“壞”往往纏繞在一起，並且很難用戲中的辦法一“指”就清楚的。所以從這個思路來講，麻煩就大了，問題和戲曲（特別是京戲）自身的表現特征有關。而這個特征又決定了它的化裝、表演和種種讓人自豪和沉醉的特點，如果這些問題遇到挑戰，許多事情又要重新說起了。
誰來當評委
1927年選舉四大名旦時，是報紙讓讀者自己投票，結果票數最多的四位，就成了四大名旦。那時沒評委，是否就沒有能夠擔當評委的人？這不好說。今天咱們試著猜測一下，如果真的需要，是哪些人會被推舉出來？
一類是資深的演員。既然是選舉旦行的才俊，那還是以旦行的前輩為主。譬如陳德霖，譬如王遙卿。是否也可以從其他行當中尋找呢？像楊小樓、像餘叔岩，想來問題也不大。
另一類是資深的票友。許多人得到過前輩的親傳，玩意兒上不錯，且文化較高，又有相當的背景。但這些人一進來，或許就有麻煩——他們主見太深，彼此不容易兼容。
還有一類是學者。盡管他們玩意兒上不行，但他們的知識高，看法往往一針見血。一針見血本是好詞，但稍有不慎，就會傷著誰。梨園脆弱得很，無論傷著誰都不好。何況有些學者本人也有顧慮，一旦卷進了梨園的是非，以後在他們自己圈裏就不好混了。
最後的一類是當權的人，比如大總統、大元帥或內閣總理什麼的，他們當中有些人也喜歡戲，但更喜歡的是權利。而且隻要一言既出，就駟馬難追，更容不得不同的意見。相信如果請他們當評委，很可能先一步從內部就先唱一出“全武行”了。
猜測都隻是猜測，沒有哪一點成為了事實。當時大概也沒人把這真當回事，大家心想：京戲，不就是個玩麼？選名旦又怎樣？誰又能把它當了真？大概就是這種看法占了上風，所以還是讓聽戲的主兒自己來搞！一人反正隻有一票，愛誰是誰吧！
我以為，這種態度就很不錯，既然是選舉藝術最高的人，那就由最愛它的人來投票！誰是最愛它的人呢？隻有以戲迷為核心的觀眾。隻有他們花自己的錢，一次又一次捧自己的“角兒”。他們之間也許會有分歧，但最大多數觀眾喜歡的，總是最有人緣的明星，其藝術風格也總是最通大路的——選了這樣的人，對於京戲未來的發展，也可以說是“八九不離十”了。
說完了過去，再回到現在。如今的評委是怎麼確定的？具體情況不太曉得，但由上級主管部門所圈定——這一點總是事實。如果我們回顧一下評委的名單，就會發現其中沒有一個平時是自己花錢買票看戲的。就這一點看，他們就缺少一般戲迷的那種真誠。他們如今進入選舉的裁定，首先是一種職業行為，而不再帶有獨立審美的愉悅。他們越是負擔沉重（比如“搞平衡”），就越是難於把這項工作搞好。情況往往是，在評委當中就有高有低，其中有一些擔負引導責任的人，要一再說服其他評委把意見“集中”起來。“一般”的評委，其實並沒有真正的自由。
最後說一說我自己的看法：如果承認演出要進入市場，那就讓市場本身去檢驗好了。既然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那麼這個檢驗演出是否成功的問題，不也應該順理成章地解決了麼？
大都市的京戲戲班能否一試
1983年的元旦，文化部負責人號召直屬文藝團體試行“承包”，進行體製改革。頓時各劇院（團）原來的演出建製癱瘓，一個又一個的演出小組確立起來。但它們十分不穩定，這個月剛建立的，下個月就散了攤子。原來的黨委立刻認為不能“大權旁落”，便急不可奈站出來“收拾殘局”——動員大家還是尊重原來的黨委，還是堅持原來的演出建製。但散了的人心很難聚攏，已經擔當過頭牌的演員請他“傍”人，那等於滅他的誌氣，等於是“羞辱”他。於是，盡管黨委同誌苦口婆心，但終歸效果不大，劇院癱瘓的狀態一直無法恢複。
我不了解文化部領導這麼做有什麼“背景”，但這樣做起碼有一個好處，就是使得已經自我膨脹了的某些演員沉靜下來——自己在藝術上究竟有多大分量和實力以及究竟有多大的市場，是需要一再經過觀眾的考驗才能確定的。比如，某人曾主演過一出大戲，於是便從此就自認是頭牌了，就再不能“傍”其他任何人了。這樣做的人，十個有九個要碰釘子。當初言菊朋多大的名聲，他的聲腔如今也在整個菊壇別具一格，但就是獨自挑班不成，挑了三次又倒了三次！
我認為，就因為當時劇院黨委的不肯撒手，至少讓少數很可能“成事”的小組喪失了臝得成功的時機。我精略估計，當初中國京劇院先後成立的十多個小組中，最後獲得大成功的興許隻有兩位（恕我不直呼其名）。這兩位“成了也就成了”，至於那些不成的也必然“安分守己”。那麼今天北京的梨園或許就是另外一種秩序。
時間在流失，時間在起著權利所不可能發揮的作用。首都的京戲院團從80年代初期開始，幾乎一直亂了十年。經過了這十年，那些老是膨脹的人沒了銳氣，也讓一些新人最終得到承認。最近這兩三年，北京的梨園才漸漸出現了一種新的秩序。最老最好的老演員依然紅，但年輕演員卻紅了一片。特別難得的是，少數青年演員的票價高過了老前輩！是否從此就高枕無憂了呢？否！或許新的危機正在醞釀之中。君不見許多地方已經出現新型的私人戲班？大都市可否一試呢？
我心目中當然是有具體人選的，但此處不宜指名道姓。現在是千呼萬喚不出來，但某一天它形成的時機成熟了，興許趁你不防備，它冷不丁地自己就蹦出來了！咱們拭目以待！
靠著米囤子挨餓
這是句梨園裏的俗話，但又涉及藝術發展的真理。各種藝術都不可能千秋萬代，總是一代興旺一代低落的。興旺的那一代人總是吃盡了大苦，從苦難中咀嚼出藝術的大道理，隨之又產生出許多的小道理。然而他的兒孫生在蜜罐子裏，也可以說是“米囤子”的當中，一張嘴就有吃的，似乎可以千秋萬代這樣下去。然而時代無情，從來不允許不經過大磨難者要得大的光榮和大的利祿，非要讓生活和感情的大起落把你磨得再褪去一層皮，這才讓你有所感悟有所進步。
京戲是有世家的，著名的幾家都經過了六七代的變遷。普遍的情形是，開頭的第一二代人，給後邊做了鋪墊；隨後家族就陡然出現了大的高峰，這或許也是這門藝術的最高峰。然而最高峰一過，就又陡然滑落下來，有時還挺慘。再往後，興許隔了一兩代之後，這家族又會暫時“中興”，重新興旺那麼一兩代人。但這裏所謂的中興，通常已遠離生活的泥土，已經失去當初老先生創業時最寶貴的那種東西！這，就很像唐詩在盛唐階段上的“大李杜”一過，後邊的條件即使再好，也不過是隔了許久才又冒出來個“小李杜”，後者的才華未必輸於前者，但問題是世風已變，後者再好也不過是“而已”，豈不可歎可悲乎哉！然而唐詩的氣數已盡，等再一番風雲激蕩之時，在潮頭上湧動的——就叫“宋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