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0.“幼而失學”與“經典文化”之謎(2 / 3)

電視在“火上澆油”

文化應該分階段。麵對過於喜歡“橫看”的習慣,我們應該學習“縱看”了。正確的習慣應該是縱橫結合。

京戲、國畫等等可以算是口頭文化,傳授起來可以不必通過文字。其後,就出現了印刷文化,各級學校置辦起來,報刊和圖書如雨後春筍。在這種氛圍中生長的文化人取得成就,他們以他們成長的方式認定了這個世界。在上個世紀的上半葉,一度這兩個階段和平共處。五四前後,印刷文化罵了口頭文化一陣子,盡管來勢很猛,但口頭文化巍然不動,很把中華文明的胸懷顯示了一番。後來,是印刷文化自己覺得無顏和過分了,才轉過身子和罵過的對象“和好”。對方也不計較,在五六十年代很“蜜月”了一陣。

是“文革”後電視機的普及,使得年輕人又贏得了一個新的文化世界,他們歡呼:世界已進人電視文化階段!這種文化和這些文化人,有一種橫空出世的氣概和所向披靡的鬥誌,頓時讓前二者委頓下來。國家一看不行,於是從中“調解”。

第一種辦法是讓戲曲(包括京戲)進入電視節目,讓老年人坐在家裏就可以看不花錢的演出。但這麼做的後果也有二:一是電視文化“肢解”了戲曲,戲曲被迫削足適履;二是京戲原來適合在戲園子聽(並且是反複聽)的習俗與樂趣,也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削弱。似乎還有三,那就是高級的文化消費是有代價的,讓觀眾花些錢也是應該的。越是不花錢就能得到的,結果反而會適得其反。

第二種辦法是錄製了大量的“音配像”,把從前的優秀演員的錄音和他們的弟子後人演出的圖像“合”在一起,留給後人作為資料。盡管我們這些曾經“聽”過前輩演員的人,如今“看”到這些後配的圖像還覺得不夠盡興,但這件事從總體看,還是件大大的好事。至少,它可以延長京戲的“品戲”時期。

從上邊兩種情況來看,我想到這樣一句話,叫做“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用它來形容電視和京戲的關係,似乎還有幾分相似。

網絡“橫掃一切”

這件事在中國,似乎還隻是方興未艾。在這一兩年,人們見麵的第一句話總不免時髦地問起“(你)上網了麼?”說這話的,還不僅是年輕人。一時間,各大網站成為社會最熱門的話題。他們四麵八方收羅人才,整個社會掀起了新一輪的躁動。

我釆取按兵不動的策略,努力寫書,並且力求寫好——加緊做我從口頭文化向印刷文化“轉移”的工作。目前,第四階段的網絡文化還不成熟,我工作的中心是在第一、第二階段之間,如還有餘力的話,適當介入一下後兩個階段文化,如此而巳。京戲也如是,它既然連電視文化都無法幹預,更何談網絡文化呢?正確的策略還是首先努力提高舞台技藝,其次用心留下一些書,拍一些優秀的“音配像”,也應該“如此而已”。

果然,中國網絡震蕩了一陣,目前正在“收口”。原因是網絡衝擊了政治,此外還有自身的不成熟。我在這段時間抓緊做了自己該做的事情,沒有貿然跟進去而耽誤時間。為此,我感到自己對策的正確。

但我終究知道,網絡畢竟是任何人也攔擋不住的,遲早它會進到現實中的每個角落,嚴厲衝擊著不合乎它的法則的任何東西,當然,京戲也不例外。太遠的事情,我無法預期;太遠的事情,我也不把現在的光陰就投入進去。這種態度當然隻是個人應該采取的,國家和科學院則不應這樣做。

我們生在一個科學文化急劇發展的歲月,相信在網絡文化之後,還會再出現別的什麼文化。我不知道諸如“基因”、“納米”之類是否還會構成“文化”——如果這些都成為現實的話,那人真是沒法兒活了。人類如果追求“科學”的勁頭老是有增無減,是否人類自己也就以加速度臨近地球的覆滅?對此,我沒有深想,我還是抓緊做目前能做的事。

還應有“驀然回首”

人們處於狂熱和激奮中,一千列火車也拉不轉他們的前的國家,就越是想更加先進。於是,科學的更科學,那些“沒科學的”也企圖加快步伐,去追趕前邊的國家和地區。這似乎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一股世界性的潮流。

戰爭中,確實是不能稍微鬆一口氣的。你鬆了一口氣,敵人立刻反撲回來,把你原來的大好局勢化為烏有。可建設呢,可科學研究和關於科學的工藝轉化呢?難道也應該這樣一往無前麼?

人需要喘息和休整,國家需要,科學研究和在工藝上的落實,好像都需要這個。在奔赴“新”的時候,也需要回顧“舊”並且從中得到重大啟示。回顧還應該有“新”的發現:前進不能永遠是一往無前,應該像梅蘭芳“弄”京戲那樣,采取“扭秧歌”的步伐——進三而退一,要有進有退。工作中出了毛病要退,即使沒毛病也應該學會主動去退。隻有這樣不斷地“進了退”和“退了進”,工作和生活才會取得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節奏。

人們不能光在受到教訓之後,才從被動中聰明起來;能否在沒有受到挫折的時候,就預先調整好自己的節奏前進呢?隻有後者才是真正科學的,可惜我們處在這樣的狀態的時候太有限。

我堅信,今後的某年某日,當我們的科技已經極大現代化了,但同時也興許出現了某些嚴重的“現代病”而久治不愈——這時我們會忽然發現有許多能治這種社會病的祖傳靈丹妙藥(京戲即是其中之一),於是立刻“驀然回首”,想去尋找這些東西如今安在?可是非常不巧的是,它們在地下安眠太久,而地麵上已蕩然無存了。

當然,祖傳的沒了可以再造——再造當代的新藥。但我總覺得,新藥再好,也沒有祖傳(再加適當創新)的東西愜意。最好還是不要有那個“暮然回首”的時刻。

“活化石”正好大做文章

長期一來,知識分子學習傳統文化就隻能死啃書本,不勝其苦。這一本和那—本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還得再三尋味。原因就是這些東西都成為了曆史積澱,僵死了。

那麼對照京戲,就發現它既有傳統的莊重,同時又有一種難得的活潑,而且它包容極大,孔孟老莊等對立的東西,它都“一勺燴”了。

什麼是京戲中的孔孟?首先,它的內容多是說“修齊治平”,建功立業;它的形式上層層疊疊,規矩嚴格。

什麼是京戲中的老莊?首先是它的精神氣質,特別造就了一種陶冶消閑的氛圍,沒有人想直接從中獲得現實功利,但玩味久了,卻能從不期然中獲得一種怡然。

在哲學書中,上述兩種傳統是分開敘述的,擱在一起就要“打架”。京戲呢,二者緊密纏繞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補充我,我補充你。即使是同一出戲,過去你聽到的可能隻是孔孟,今天心情境域變了,怎麼就變成老莊了呢?這一點,是許多人生經曆特別複雜的人感受特別深的。我覺得,盡管傳統文化是一個很大的係統,可從大要言之,也不過可以分成“孔孟”、“老莊”兩大塊,互相對立又彼此補充。人順利時多孔孟,逆境當中多老莊。再者,人在不同年齡時對京戲的追求也不一樣,我二十幾歲喜歡譚富英,喜歡其脆快爽朗,後來到了新疆,生活境域變了,人變得沉鬱,於是就轉向餘叔岩,連“學唱學演”《沙家浜》時,都主動融進餘派。伴奏的人都奇怪,“你唱的都合曲譜,怎麼味兒上卻不一樣了呢?”再後,我進了中國京劇院,身邊好演員有的是,我反而閉上了口,如今遠離了演員,有時遠遠聽到票友的歌聲,倒又覺得心癢——到底喜歡哪派呢?有些說不準,雜派且又多元,它時常在我心靈深處旋轉,轉到哪兒算哪兒。我覺得,這種狀態非常“養”我,讓我懂得適者生存——每當我特定的心情境域有了變化,我心中的“歌”也就不同。當然,外人是不太知道的,因為這歌聲經常是“無聲”的。

京戲真對人生有無限大的營養,同時社會各個方麵也給京戲以難言的回報——二者之間,竟然能形成如此的水乳交融。

現代詮釋的利與弊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古典東西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麵,知道它的重要,也覺得應該下功夫吃透它;同時,總覺得自己的時間緊,不能往古典上下太大的力量。其實,在後者的背後還有一句潛台詞:人,不可能不是急功近利的,現實利益的誘惑,經常是不可抵禦的。於是,在這種大背景下,一種“現代詮釋”的提法便應運而生。於是,幾乎沒有人再去苦讀原著,社會大部分人都在尋找捷徑。似乎有理,同時又很沒理。到底這兩個理,哪個更大?看來還需要再思再想。

我是“研究京戲”的,目前的京戲就需要多“研究研究”——這一點大約在文化界已無異議。但是,用什麼方法去研究,其中還大有異議。梨園行對我們的要求多是——努力打好基礎,盡可能不要有硬傷,一切慢慢來,爭取在前人研究的樓台上“再添一兩塊瓦”;外行人的要求——要有一種新的文化觀,因此就必須觸及其致命處,要撕開它外部的粉飾,要打倒遺老遺少,要建立新的係統和爭取新的觀眾

前些年,我真感到處境尷尬,一舉不慎,就會腹背受敵,兩麵受到夾攻。但,我還是很小心地搜集史料,但同時盡量用新的文化觀去審視和咀嚼它,然後又力求怡然地去玩味。我寫文章,既有隨筆漫談,包容軼聞逸事,同時也搞宏觀新論,在大題目下對材料“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我出身在一個新文化的家庭,但昔日曾以舊的態度玩味京戲。後來在生活的大波中俯仰多年,這對我重入梨園是很有好處的。我覺得自己身上還有一種特殊之處,那就是由家庭帶給我的那種對於文化的關注。五四以來的那一輩文化人,幹文化無不是“身體力行”的,天人合一,言行一致,不僅用作品“說”,更要用自己的行為“說”,有時後者比前者還重要。對待前輩,應該謙恭地“執弟子禮”,等到修養、學問、輩分等等都“差不多”了,再把自己的新認識和盤托出。這樣既是水到渠成,同時也不傷感情,整個文化世界還是其樂融融。

現在文化界的整體風氣不好,新和舊呈現為兩個極端。新的急於登基,舊的不讓陣地,相互間缺乏了解。就京戲言,主要的一種傾向是忽視繼承而急於創新,傳統被當成“四舊”一再被打倒。第一線上的新人,往往從天外(實際是國外)歸來,動輒就強調要進行“現代詮釋”。這種詮釋還分成藝術理論和藝術實踐兩大塊。前者可以是洋洋萬言,隻可惜讀者大多看不懂;後者僅能造成一時的輿論優勢,但用製作成本一衡量,那虧空就大了。盡管如此,我對之還是采取兩分法——有了這些“現代詮釋”,好處是超前與世界接軌,為中國傳統藝術的走向世界,提前付出一些正麵和負麵的代價;至於不好的那一麵,似乎就是增加民族的虛無主義,增加“月亮也是外國的圓”的奴才心理。如果這後邊一句“言重”了,那還請多多包涵。

提倡“遠看”

藝術研究總要是先“近看”再“遠看”的,不“近看”就“遠看”是危險的,不但自己無法取得審美的愉悅,而且容易把他人也帶入歧途。當然,“遠看”往往也會帶有個人色彩。比如一位近90歲的長者,就一再給我講楊老板(小樓)如何“空前絕後”,他認為自楊一去世,“整個京戲就走下坡路了”。對此我不置可否,但自信如果結合曆史文化去把握一門藝術的起承轉合,似乎就會更符合實際。

當然,要想徹底擯棄個人主觀的審美經曆,僅僅用理論去概括歸納,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比如我的審美,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給我那一代人的烙印。我是昔日60年代那個“中國戲曲學院”的學生,張庚先生是我們的院長。解放後五六十年代的烙印,每個學生身上都有,我自然也不例外。再者,我後來在中國京劇院工作了15年,與那些大名伶“混”得很熟。這個“混”字並不簡單,如果沒有這段經曆,也就沒有我前些年的文字。五年前我終歸又調進了中國藝術研究院,這兒應該說是我的“故裏”,今日這兒的領導大多是我昔日的同學,然而各人走過的路程不同,每段路都會給自己打下烙印,所以今日之我又與當年的老同學們“同中有異”或者“異中有同”了。

90年代前期,我去廣州出差。曾專程去中山大學拜望戲曲理論前輩王季思先生。過去戲曲界習慣說“南王北張”,我們屬於是張庚先生的學生,但對那位王老也心儀已久,現在乘機拜望當然是情理中事。記得那天,是由其“掌門大弟子”黃天驥兄的引薦,恰巧在學校的校園中遇到。王老剛好從校醫院看病歸來,我代表張先生向王問好,王也要我回去問候張先生,他們已經幾十年沒見麵了。黃要我與王老合張影,我站在輪椅後,雙手做扶椅狀。這個動作讓我感慨良多,這20年來我從扶父母的輪椅開始,又陸續扶過不少文壇前輩的輪椅。黃兄還告訴我——他們師兄弟為了老師的健康,每周輪流陪先生打麻將,每次兩個鍾頭。道理是,打麻將可以使得十指加強運動,可以強健大腦的相關部分……這,或許就是南中國學人“執弟子禮”的一種集中體現。兩三年後,王老逝世,我和黃兄也再沒有相遇,但扶椅的那一幕我還曆曆在目。而伴隨張庚先生參加活動的越來越少,“南王北張”的時代也離我們遠去。

說這些,無非想證明這樣一個意思:對於曆史,每一個具體的人是多麼渺小。仰望那無限的蒼穹,盡管白雲蒼狗曾色彩斑斕,但同時又瞬息即滅。麵對這種殘酷,每個人卻不應該灰心喪誌,反而應該抓緊生命的華年,寫出自己“個人”的觀感。越是這種“個人”的觀感多了,最後屬於時代整體的東西才會水到渠成。

每個搞藝術審美的人,從中年(指有了一定的“近看”經驗之後)時,就應該主動去“遠看”,一方麵力求站到曆史文化的層麵,同時又交叉著若幹最新的“近看”。隻有這樣反複“做”下來,再積累上若幹年,一種對該藝術的“遠看”才可能成型。是不是這麼個道理我不敢說,您以為呢?

餘論

接著自序中提出的三出戲來談,這裏要談談我的認識。

當《紅燈記》以一字不刪的形式登陸台北之後,海峽兩邊都說這是“原汁原味”。其實,否!在戲劇審美上,從來就沒有什麼“原汁原味”。

以《紅燈記》為例,1964年最早版本中的李玉和,是由京劇名家李少春扮演的,我看過。後來他嗓音失潤,才換的錢浩梁。錢氏演滿了“文革”10年,以為錢氏演出乃是原版,其實是天大的謬誤。但錢氏演出發生在那個把一切強加於人的年代,何況後來又拍攝了電影,所以誤認它是原版也不無“道理”。“文革”結束,錢氏被審查多年,《紅燈記》也停演多年。在1990年恢複演出時,其他演員照舊,惟獨第一號人物李玉和換了孫嶽。再往後,李玉和換過多人,李奶奶和李鐵梅也換了新人。至於台下的觀眾,從前是爺爺看,現在變成孫子瞧;再從劇場外的世界看,那滄桑變化就沒法說了。至於這次到台灣演李玉和的演員,僅從中國京劇院說,恐怕也要算“李玉和第六(或第七)”了。

當年我在中國京劇院工作時,曾聽演李奶奶的高玉倩談起李少春在這個戲中的創造。比如,他扮演的李玉和一出場,並不是現在的威風凜凜、手提紅燈,如同“定場詩”般的四句搖板;而是迎風冒雪,念著“撲燈蛾”上場。他披著鐵路職員的大衣,隨著風雪的衝擊,時而揚起,時而下落,身段步伐也相應變化,自由極了,也“程式”極了。他念的台詞不是“二、二、三”的句勢,而是不規則的長短句:“北風呼呼叫,我得快點走。不,要慢,先別忙。這個人靠得住嗎?……”(高玉倩記憶中是這個樣子)初看這段詞,似乎根本不能在“撲燈蛾”鑼鼓中念出來;但這每一句又確實是李玉和的心聲,並且都緊緊附著在劇情發展的“貫穿線”上,再加上每一句台詞和動作都擰結得天衣無縫,於是就深深打動了觀眾。再一個例子是監獄那場,滿台空空蕩蕩,隻在接近天幕處有一排木頭柵欄。戲中有這樣一段處理:鳩山故意安排李玉和與母親相見,然後命令把母親拖到幕後拷打,看李玉和是否能挺得住。這個構思十分巧妙,但用在現代戲中又有一定困難。如果是古代的大將——腳下穿厚底,身後紮著靠旗,那麼通過厚底鞋走搓步,讓靠旗富於情緒性地抖動,就可以把人物內心的苦楚,表現得淋漓盡致。而李玉和是現代人,一身白色衣褲,兩手兩腳之間還有鐐銬“牽製”,很難產生合情合理的“京劇動作”。然而李少春畢竟有辦法,他聽到幕後拷打聲音,立刻跌跌撞撞撲向天幕處的柵欄,先雙手扶住柵欄,再把身體向聲音來處“倒”了過去。這無疑非常合理。為了防止身體摔倒,於是伴隨每一聲皮鞭抽打和敵人吼叫(這些音響代替了鑼鼓點),他便向著聲音方向邁近一步!就在每“邁近”一步的過程中,他雖然背對著觀眾,但通過扭肩、移步和撫傷等動作,就把人物心中的難受表達得再清楚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