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點要記住，直到開庭第五天，被害人肖像出示時，我從沒在法庭上見過那人。現在已進入辯方訴訟階段，到此為止，案情出現了三個變化。且先說前兩個。此人現在頻繁出沒於法庭上，卻不再對我說話了，而是對當時的發言人說話。比如，被害人咽喉處有一道平直的刀傷。辯方發言說，被害人可能是自己割斷喉嚨的；這時，那人就出來了，站在發言人胳臂旁，露出那道猙獰的刀傷（以前也露著），一時用左手，一時用右手，在咽喉處比畫，極力對發言人證明，他自己的手是不可能弄出這種刀傷的。再如，有個女證人說，這個凶犯為人慈善。那人便出來，站在她麵前，直勾勾地看著她，張著手臂，伸手指著那個麵目凶惡的犯人。
再說第三個變化。三個之中，這個印象最深。我並不想借此得出什麼結論，隻求準確地描述。每次這人靠近對方時，盡管對方察覺不到，卻必然會發出一陣戰栗，麵色不安。似乎有一條法律明文約束我，使我守口如瓶，他卻在無形中悄然對他們施加影響。
辯方律師陳詞說，被害人極有可能是自殺，那人便站在他麵前，眼睜睜地看著自己開裂的喉管，樣子很可怖，那個有名的律師就開始結巴，雄辯口才一時全無，隻是用手帕擦著額頭，臉色蒼白至極。那女證人看著他時，眼睛也隨他所指落在被告人臉上，充滿疑惑和困窘。
我不妨再舉兩例說明。開庭第八天，下午例行有幾分鍾休息時間。
休息完後，我回到法庭，等待其他陪審員歸位。我坐在那裏四周打量，以為那人不在。剛看到走廊上，卻見他向前傾著身體，靠在一位很體麵的婦人身上，似乎想看清法官是否回席。那婦人突然尖叫一聲，昏倒在地，被人抬了出去。本次審判的主持法官是個受人敬重、賢明的人，卻不料也和婦人一樣，直到案子結束，才恢複常態。他手拿卷宗，開始對本案總結陳詞，那受害人卻從法官入口處進來，徑直走到大法官身後，從他肩上探過頭去，急切地要看他正在翻看的記錄。法官驟然色變，突然停住了手，全身戰栗，結結巴巴說道：“對不起，諸位，請稍等片刻。空氣汙濁，我有些受不住。”然後要了一杯水喝完，才緩過神來。
這十天審判實在單調又漫長，有六天時間，同樣的法官坐在長凳上，同樣的被告站在被告席上，同樣的律師坐在桌案邊，同樣語調的問答縈繞屋梁不絕於耳，同樣的引座員進進出出，乃至法官寫字的聲音也一樣。每天同一時間亮起同樣的燈；白天有霧時，那些巨大的窗戶外，同樣霧氣沉沉；下雨時落一樣的雨滴；獄卒和犯人踩著同樣的鋸木末，留下同樣的腳印；同一把鑰匙打開和鎖上同一扇門——我感覺我已經做了很久陪審團主席了，外麵皮卡迪裏大街上的繁華恍若隔世，而那個被害人卻一直縈繞不去，片刻不曾消失。但有一點不能遺漏，實際上，我從未見到被害人看一眼那個凶手。我想了一遍又一遍，“為何他不看呢？”但他始終未看一眼。
而且，自從有人出示他的肖像後，他也沒再看過我，直到審判結束前幾分鍾。那時已是晚上九時五十三分，陪審員開始退席討論。那三個教區蠢蛋卻讓討論麻煩不斷，我們不得不兩次回到法庭，請求大法官重讀筆記的某些段落。我們九人都對之毫無疑問，我相信，法庭上其他人也不會有疑慮吧；但是，那三人卻故意搗亂，扯住一個問題糾纏不休。
最終，我們占了上風。到十二時二十分，陪審團重回法庭。
那被害人正站在陪審席對麵。我剛坐定，他就目不轉睛地盯著我；他似乎很滿意，手裏拿著一大塊灰色麵紗，舉過頭頂輕輕揮舞。他好像第一次把胳臂舉過頭頂。我們做了“有罪”的裁定。再看時，隻見那麵紗落下來，消失了，他站的地方空空如也。
按慣例，在判決死刑前，法官會問犯人還有何話說，他咕噥了兩句。第二天，報紙頭條卻報道說是“幾句含糊、混亂、聽不清楚的話，很明顯，他是在抱怨此次審判的不公，因為陪審團主席蓄意反對他”。
實際上，他這番飽受爭議的原話如此：“我的主啊，那陪審團主席走進陪審席時，我就知道一切已成定局。我的主啊，我知道他不會饒過我，因為，在我被捕那晚，他曾走到我床邊，叫醒我，然後將一條繩子勒在我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