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頭一看，隻見對麵桌上一個男人正怒視著我——兩腿分開，雙拳撐在臀部。他個子很高，瘦骨嶙峋，肩膀寬大，脖子卻又長又細又黃，上麵頂了一個又小又圓的腦袋；一雙鬥雞眼撲棱棱地盯住我，鼻子卻歪在一邊，顯是被人打斷過。真讓人忍俊不禁。
“你從哪兒學的這招？”他喊道。語氣蠻橫，不留情麵。我淡淡地說道：“你要是服務生，就給我拿瓶啤酒，給這孩子也拿點別的。你要不是，就滾蛋！”
“我給你拿——”
那女孩卻掙脫了，打斷他，大聲吼道：“我要烈酒！”
他喝了一聲，來回打量我們，又呲了一回髒牙，才走開了。
“這位朋友又是誰？”
“你最好少管。”她忠告道，卻不回答我的問題。自己把刀插到裙子下，轉身問我：“你說愛德華惹了麻煩，怎麼回事？”
“你看報上的命案報道了嗎？”
“嗯。”
“那就別問了，”我說道，“愛德華要想活命，就隻要把罪名栽贓給你，不過我懷疑他能否辦得到。要是辦不到，就死定了。”
“你瘋了！”她叫道，“你還沒醉得不省人事吧，當晚我們三個人可是一直在一起！”
“我當然沒瘋，拿那個做證據。”我糾正道，“不過，我倒打算把凶手拎回舊金山去。”她對著我笑，我也笑了，站起身，說：“我們會再見的。”一邊出了門。
回到聖地亞哥後，我又發電報到洛杉磯，要求再派一名探員。接著吃了東西，晚上在旅館等著，盼格曼回音。他回來已很晚了，滿身都是龍舌蘭酒味，仿佛喝了一路，不過腦子還算清醒。
“看來你也該去喝喝花酒。”他咧嘴一笑。我正色道：“少羅嗦，你的工作就是盯梢，沒別的。有何發現？”
“你走後，那女孩便和那大塊頭兩人湊到一塊兒。好像都在生氣——或者是激動。隨後大塊頭溜出去了，我就撇了女孩，一路跟出去。他到了城裏，發了電報。我不能近身，也不知他發給誰的。他發完就回酒吧了。”
“大塊頭是誰？”
“聽起來可不是善輩，外號‘鵝脖子’，名片上印的是弗林，是酒吧保安兼雜工。”
嗬，這位鵝脖子先生原來竟是馬蹄鐵的清道夫。那我喝酒那三天緣何一個人影沒見到？我不至於醉到這步田地，這麼醜的人都記不住吧。
要知道，阿什克拉夫特太太和家裏用人正是那三天裏被殺的！
“我又發電報到你們分社要了人，”我對格曼說，“他會和你接頭的。你把女孩交給他，你轉盯鵝脖子。他身上估計已犯了三條命案，所以萬事小心。”
“遵命，老大。”說罷回去睡了。
翌日下午，我到賽馬場看比賽，隻等天黑。最後一場比賽結束，我到日落客棧吃了東西，又晃蕩到了大賭場——正好靠著賽馬場另一頭。
隻見場裏人群擁擠，竟有一千多人樣子。各人手裏都捧著賭馬贏的或剩的錢，找地方下注。場子裏賭博花樣應有盡有，有撲克、梭哈、擲骰子、幸運輪盤、俄羅斯輪盤賭，乃至二十一點。我也不去賭桌上，隻在人群裏四處走，找個人。
正好看到一個——卻是個曬得漆黑的漢子，雖然穿得光鮮，但一眼便知是農民。他正向門口走，一臉頹喪，準是比賽還沒結束就輸光了。
那種懊惱與其說是輸了錢，不如說是遊戲結束要走人。
我便站在門邊，擋住他，他擠過來，我便同情地問道：“都輸光了？”
他一臉羞愧，點點頭。
“想不想花幾分鍾賺五塊錢？”我利誘道。
他兩眼放光，便問什麼工作。
我便說：“你和我到老城去找個男人，一看到他你就拿錢，決不食言。”
他自然不十分樂意，不過畢竟有五塊錢賺，就算看到事情不對，溜之大吉就行，於是便答應了。
我便讓那農民等在門邊，又去找第二個：是個矮胖漢子，眼睛圓咪咪的，嘴巴半張著，一看就是心性軟弱的那類人。見說有五塊錢好賺，也爽快答應了。第三個卻是個小膽兒，不敢冒險。我隻好找了個菲律賓人，穿一身棕色西裝，十分光鮮；又找了個壯實的希臘小夥，目測是服務生或理發師。一共四人，湊夠了。我心裏十分樂意。這幾人雖不算很機靈，但絕非騙子混混一流，正是我要的。我便帶了他們，上了小巴士，直奔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