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從現代產業分工的規律看，產業結構的布局遵循比較優勢原則，並呈現梯次分工的規律。特別是在一個經濟體係比較完整的大國，這種趨勢表現得更為明顯。起中心作用的特大城市和鄉鎮的主要優勢是發展服務業、高科技產業，中小城市的主要優勢是普通製造業。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已打破地域的界限，即將產品的設計和研究中心放在信息、交通居優勢地位的大城市，將產品的生產和製造基地放在中小城市或鄉鎮。在當今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大中城市，特別是像紐約、倫敦、東京、香港等特大城市，已很難找到普通製造業的就業崗位，人們的就業崗位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和技術含量高的第二產業。普通型的第二產業，特別是普通製造業，大都轉移到中小城市或第三世界國家。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體製條件下，我國在經濟發展中沒有遵循產業分工的規律，不論是大、中、小城市，其產業結構基本相同，每個地區都建立起一套相對完整的經濟體係，北京、上海、天津等特大型中心城市與廣大中小城市的產業結構差別不大。這種結構不符合現代產業分工的規律，不僅嚴重影響了企業微觀效益，也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宏觀效益，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環境已發生了質的變化，已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已難維持，所以，從今後的發展趨勢看，我國產業分工規律也將遵循國際上的普遍規律，普通製造業的很大一部分將逐漸從大城市退出，而向中小城市和鄉鎮轉移。這幾年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開始表現出這種趨勢。如普通的家電製造業，大都集中在中小城市。可以預見，今後這種趨勢還要繼續加強。城市越大，經濟中心功能越強，第三產業就業崗位所占比重越大，反之，中小城市和鄉鎮的製造業相對發達，其就業崗位相對越多，這是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結構帶來的最重要的影響。
(3)從所有製結構看，就業崗位主要由國有單位向非國有單位轉移。從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來分析，國有企業在資本裝備、技術裝備水平比較高的行業以及基礎性產業具有比較優勢，這類產業雖在國民經濟中居主導地位，但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卻不強，即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在就業市場上的地位不一致。因此，即使將來國有企業從整體上搞好、搞活了，其在就業市場上占的比重也不會很大。相反，非國有經濟，如集體經濟，私營、個體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卻特別適合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這類吸納勞動力強的產業發展。所以，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非國有單位就業崗位逐步增加將是一個現實的趨勢。
（二）經濟增長轉型期的就業特征與矛盾
(1)就業機會與勞動力供給數量矛盾突出。首先從城鎮就業的現實壓力分析，當前麵臨三個方麵的壓力：
一是城市本身新增勞動力的壓力。據預測從1991年算起15年中我國平均每年新增勞動力約達1800萬人，扣除退出勞動年齡的人口，“九五”期間將淨增5000萬勞動力。
二是城鎮失業及下崗人員再就業壓力。1996年登記失業人口552.8萬人，但這遠遠不能反映我國失業的真實情況，我國失業定義和失業率統計與國際勞工組織和其它國家失業定義及統計範圍有較大差異。我國目前隻在占人口總數27%的城鎮人口中進行失業統計，而且登記範圍單一，統計年齡低限高而高限低；再加上企業不充分就業人員和下崗及富餘人員的數字，則大大超過登記失業人口。1996年下崗職工達891.6萬。
三是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據分析按“八五”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速度預測，“九五”期間隻能在非農產業安排7700萬人，還有大約1.3億多剩餘勞動力，占農村總勞動力的四分之一。全國4000萬流動人口中相當大的比重是農村剩餘勞動力。
從目前城市發展速度分析，容納如此巨大的人口數量，是非常困難的。上述三項合計，在未來一段時期將會形成巨大的勞動力供給。而從勞動力需求看，國民經濟增長對擴大就業的貢獻率有降低趨勢：1986年—1990年期間，我國GN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社會總就業增長151萬人，但1991—1995年期間僅為85萬人，下降44%。按照國民經濟增長10%的速度計算，勞動力總需求“九五”將比“八五”減少近1000萬人。我國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依存度正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經濟體製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成快速降低趨勢，這種趨勢“九五”期間隻會繼續發展而不會停止。
總之，經濟發展提供不了勞動力供給所需要的如此多的就業崗位，農村剩餘勞動力不充分就業問題更加嚴重。
(2)就業結構失衡日益明顯。目前我國就業結構失衡的問題與總量失衡問題同時並存。從結構失衡來分析，主要表現在：
一是“技術型”結構失衡。由於科技的進步，生產資料性能及生產工藝的進步，使勞動力的分工日益細化，從而產生了技術型結構失衡，即素質高、替代彈性小的複雜勞動人才稀缺，而一般的簡單勞動力嚴重過剩。
二是“機製型”結構失衡。由於傳統計劃體製統配統包就業的現象還沒有完全消除，勞動力流動的渠道還沒有完全疏通，從而產生了機製型結構矛盾，城鄉之間，不同部門、行業之間，不同所有製之間，甚至不同基層單位之間的各類勞動力都存在著此剩彼缺的現象，但又沒有辦法通過勞動力的流動達到新的平衡，導致某些單位人才稀缺而其它單位人才積壓的局麵。另外“大鍋飯”的分配製度導致企業職工拈輕怕重，不願從事髒、苦累工作，其結果形成了好工種職工多餘，艱苦工作崗位招不進、留不住人，使結構失衡，這表現在，就業分布的產業結構不合理，從事第一、第二產業勞動力較多，從事第三產業勞動力較少；就業分布的地區結構不合理，呈現一個反向梯度趨勢變化，即自然資源、經濟、文化同勞動力分布呈反向梯度，發達地區勞動力過剩，落後地區勞動力不足；就業分布的教育結構不合理，職業技校所占比重偏低，勞動力素質偏低
(3)就業市場化程度不高。據估計，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市場化程度在25%左右，城鎮勞動力市場化程度在40%左右。勞動力市場出現了一些新局麵，產業、部門勞動力流動開始形成，地區間勞動力流動加快，競爭機製發揮作用，勞動力素質開始提高，職業技術訓練有了針對性並收到了實效。但是，也應看到勞動力市場在發展中仍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勞動力市場信息不靈，即缺少勞動力資源，又缺少用工信息，有市無場，有場無市。勞動部門對勞動就業安置管理缺乏有效手段，該放的權全放了，該管的卻管不住，使勞動部門顯得無所適從。同時也還存在管理體製不統一、覆蓋麵窄、製度不健全、社會化程度低、國家和企業仍包攬過多等問題。某些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還不能實現平等原則。勞動者沒有代表自身合法利益的組織，往往處於不利地位。外來勞動力隻能是短期行為，城鎮勞動力享有某些特權和地區保護，勞動力市場發育與其他市場發育還不匹配，勞動力市場發展與勞動保護及勞動道德、勞動紀律不健全。總之，就業難點的轉化和整個勞動就業進程都取決於勞動力市場就業新體製的運行與操作。
(4)就業保險舉步維艱。在市場競爭中勞動者必然有被淘汰的危險，根據賢才優用的原則，勢必有一些人失業。因此，必須完善失業保險體製，為社會消化失業提供安全保障。目前我國現有的失業保障製度存在著資金來源單一、保障標準偏低、覆蓋麵過窄等問題，另外在基金的管理和發放方麵也有一些值得改革的地方。
（三）經濟增長轉型期產生就業矛盾的主要因素
(1)總量性因素。從勞動力供給總量看，80年代以來，我國進入了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的高峰期。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明顯上升。1953年、1964年第一、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大約為50%；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和1995年抽樣調查時，這一比重上升為60%左右。
(2)結構性因素。當前，我國正處於結構調整時期，在勞動力的需求結構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的比重，1978年—1995年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大體上由第二產業吸收0.3個百分點，由第三產業吸收0.7個百分點。產業結構的這種調整，使第一產業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數量眾多的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給第二、三產業的就業，給城鎮的就業，產生了很大的壓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家電工業、輕工業、紡織業、食品業等行業曾得到迅速發展。這其中存在不少重複建設、重複引進、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問題。在當前的結構調整中，這些行業便出現生產能力相對過剩、市場容量相對縮小，從而經營困難、職工下崗或就業不充分等現象。另外，在一些老工業基地和在一些老傳統行業，如“黑色金屬礦”采選業、“非金屬礦”采選業，還有紡織軍工行業等，企業虧損嚴重，舊體製的包袱沉重，從而也帶來企業經營困難、職工下崗或就業不充分等問題。
(3)技術性因素。80年代以來，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加快，我國正處於科技進步、有機構成提高時期。同量產出所吸納的資本份額呈上升趨勢，而所吸納的勞動力份額呈下降趨勢。同量投資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也在減少。這就使勞動需求總量的增長受到一定的限製。
(4)體製性因素。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轉軌時期。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下，實行的是低工資、高就業政策，缺乏就業的競爭機製與淘汰機製。這樣，長期以來形成了國有企業人浮於事、大量冗員存在、經濟效率低下的狀況。隨著改革的深化，必然會產生削減冗員的問題。與此同時，在體製轉軌中，一些國有企業麵對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的競爭局麵，不適應新的市場環境。由此也造成了企業經營困難、虧損嚴重，影響到職工的就業與收入。
(5)周期性因素。在1991年—1996年這一輪的經濟周期波動中，從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正處於經濟增長的回落期，或收縮期。正是考慮到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考慮到就業問題，我國采取了“軟著陸”政策，使經濟增長仍然保持了較高的速度。但經濟增長率畢竟是在緩慢地回升。在經濟周期波動的收縮期，勞動力需求總量的培訓必然要受到限製。
綜合以上5個方麵因素，可以看出，當前我國正處於勞動力供給總量增長的高峰期，處於產業結構和待業結構的調整時期，處於技術進步、有機構成提高時期，處於經濟體製轉軌時期，近幾年又處於經濟周期波動收縮期。這幾種“時期”交織在一起，或者說這幾種因素交織在一起，使我國的就業問題突出起來。在以上五個方麵的因素中，前四個方麵的因素是主要的，是基本性的、較長期性的。第五個因素即周期性因素不可排除，但它是短期性的，不是主要因素。
3集約型經濟增長與就業協調發展
（一）集約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解決就業的根本出路
經濟增長速度低，無力解決就業問題；經濟增長速度過高雖可暫時擴大就業，但會引發通貨膨脹、浪費資源、使經濟和社會發展失衡，反而更不利於解決就業問題。根據近幾年的經驗和實際情況測算，1997年和“九五”計劃的後三年，如果經濟增長速度計劃在8%左右，實際有可能達到9—10%，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有利於發展企業集團、提高技術水平、走集約化道路、帶動各類小企業擴大規模、使鄉鎮企業再度輝煌，並能適當提高就業率。因此，政府必須通過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推動經濟在轉型期保持持速、快速和健康發展的勢頭，保持適度的就業水平。在經濟增長轉型期間，要特別處理好通貨膨脹與就業的關係，采取適度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二者不至失控，適當提高就業率。
（二）集約型經濟增長條件下，政府必須通過實施再就業工程，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集約型經濟條件下，實施再就業工程，最重要的是勞動製度創新和使勞動者觀念更新。應該特別重視的，是在建立市場經濟體製過程中，政府在再就業工程中的角色轉換。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國各級政府，既是社會生活的組織者，又是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政府可以直接幹預企業的經營活動，直接安排勞動者到國有企業就業，長期存在“國家分配”就業問題。為了解決社會就業壓力，甚至提出“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廣就業方針。長期實行這種方針產生了一種思維定勢：勞動者沒有工作就找政府，政府領導者又把矛盾轉嫁給企業。結果，市場機製失效，企業經營愈加困難。隨著國有企業經營機製的轉換，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實行優化勞動組合。作為已經把經營權讓渡給了企業經營者的政府，不應該也不可能再向企業分配勞動者；政府機關及所屬部門、單位，也都麵臨精減人員的壓力；需要補充工作人員，也主要靠麵向社會，通過公平競爭方式取得所需的勞動者。所有部門和單位，都將生存、活動於市場經濟這一片共同的藍天下，不可能以犧牲效率為代價去聽命於來自其他方麵的不正當幹預，無條件地安排勞動者。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決策分為政府決策、企業決策、居民個人決策。政府決策對其餘兩個層次的決策有巨大影響，但政府不應越俎代庖。在就業問題上，政府作為社會經濟生活的組織者，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是通過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高就業率。二是以明確的產業政策，引導再就業培訓、繼續勞動者培養。三是建立失業預警係統和職業介紹機構，以提供充分的就業信息服務，建立和完善勞動力市場。四是完善社會保障體係，保證勞動力合理流動，保證勞動者無後顧之憂，保證勞動者在需要時能得到必要的社會生活費用。
（三）集約型經濟增長條件下必須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高勞動者素質和擇業競爭力
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無論是經商還是務工，都是在激烈的競爭條件下進行的。為了能夠在競爭中取勝，要求勞動者不斷自我完善。
首先，在就業的準備階段，要盡可能多受一些教育，得到質量高一些的教育。這就是當今“腦體勞動收入倒掛”的現象存在，但人們仍然願意為子女教育多投一些資的原因。據國外資料顯示，個人教育投資的回報率是相當高的。當然，個人教育投資也有投資方向選擇問題，一味追求高學曆不一定是最佳選擇，因為如果與社會需求不相適應，造成供大於求，高學曆者也可能失業。
其次，在走上工作崗位之後，如果認為是正確選擇，就要愛崗敬業。自己所在單位也是在競爭中生存的，如果競爭失敗，就意味著自己選擇的失敗；同時，在勞動力供大於求的今天，所在單位也在選擇勞動者。所以，就業之後仍然需要不斷接受職業教育，不斷提高勞動技能。
第三，要繼續接受教育。一種是立足於本職的在崗學習，做到一專多能，不斷吸收新知識。例如，機床操作工要學習機械原理，學點鉗工操作；做會計工作的，要學會操作微機，等等。另一種是業餘學習，搞管理的學點技術，搞技術的學點管理。
市場經濟有利於解放生產力，其中重要的一條是使勞動者這個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得到了充分發揮。充分的就業選擇，給勞動者帶來機遇，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條件，挑選適合自己的工作。這種自主決策、自由選擇，可以使他們的聰明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
（四）集約型經濟增長條件下，必須正確引導勞動者向第三產業轉移
在解決就業問題上，我們必須克服重生產輕流通，重第二產業，輕第三產業的思維定式。人們經常以是否直接創造價值來判定某一部門的重要性，來確定發展的順序。其實，這種思想忽略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這樣一條重要原理——商品的價值隻有通過交換才能得到實現。在經濟生活中，由於流通領域的缺陷，造成社會財富損失浪費的事常令人痛心疾首；生產企業由於創造的價值得不到實現導致經濟失敗的事例比比皆是。不容忽視的是，生產部門勞動者創造價值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有機構成的高低。在生產技術裝備已定的條件下，超需要的人力配備，勢必要犧牲勞動者的生產效率，降低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影響他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相反，如果能以較小的人力投資和產生較高的產出，隨著勞動者收入的提高。必然產生多方麵社會服務的需求。另一部分勞動者則可以為其提供勞務服務，通過再分配取得相應收入，即滿足了這部分勞動者的生計，也有利於促進被服務勞動者的生產、工作效率的提高。我國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後，且多屬於勞動密集型，對勞動力吸納能力強，尚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政府應采取相應政策，克服思想阻力，引導勞動者合理活動，向三產轉移。勞動者（尤其是下崗職工）也應克服職業等級觀念認識誤區，拾遺補缺，自謀取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