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一代大師、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茅盾先生逝世了！
當日上午，我立即趕到北京醫院，先生已經合上眼，靜靜地、靜靜地躺在那兒，像是疲倦了在作片刻的小憩。我輕輕地走近他的身旁，像平日見到先生一樣，喚聲“沈老”。可先生卻默默地、默默地躺在那兒，無聲無語。我這才意識到先生已經離開我們了！他再也不會回答我們什麼並且給我們以教誨了。我的心嗬多麼悲痛！我痛苦得幾乎要哭出聲來。此時，我強打起精神，想再多看先生幾眼，無奈，來和先生告別的人愈來愈多，我隻好含淚跨出醫院……我們的車子行進在寬闊平坦的長安街上，我看見街道兩旁林陰道上的楊樹、柳樹、丁香花樹都發芽吐綠；殘冬已過，春回大地，人們將又在這播種的季節，精神抖擻地開始一年中辛勤的勞動。然而我們的茅盾先生，一個文學園地辛勤的耕耘者，卻不料竟在這個時刻辭世了。而留在他書桌上的，是一部他多年來嘔心瀝血、兢兢業業所撰寫的長篇回憶錄《我走過的路》的未能完成的手稿——他原本計劃從童年寫到1949年解放前夕，估計60萬字左右。可如今隻是寫到了1934年的階段，30來萬字，終未完稿。
這是多麼大的憾事！這是多麼重大而無法彌補的損失！
汽車仍然在長安街上疾速地行駛著。車窗外，人來人往，車水馬龍，然而我的眼睛卻不知為什麼，漸漸模糊起來。此時閃現在我眼前的隻有一個清瘦的、正直的、我所尊敬的老翁的影像，這就是茅盾先生！
於是，記憶，寫進往事的海洋……
我認識茅盾先生雖是在60年代初，然而接觸較多、逐漸熟悉起來卻是在“文革”之後，特別是粉碎“四人幫”的1976年以來，我屢因工作關係，常常求教於先生。當然，我是作為一個文學刊物的編輯，一個後生晚輩，懷著崇敬的心情去接觸先生的。而先生所給予我的教益，將是我終生難以忘懷的。
我記得，在那個“史無前例”的“文革”之後，由於敬愛的周總理的關懷和提出，後經毛主席批準，《人民文學》幾經波折，才得以複刊。當1976年1月20日，複刊號出版後，當天我即奉編輯部之命，帶了五本刊物，給沈老送去。他一見高興極啦！立即仔細翻閱著刊物，興奮地說：唔，我還是《人民文學》第一任主編呢。
接著他便興致勃勃地向我講述了1949年七、八月間他在北京籌辦《人民文學》的情況。他見複刊號的《人民文學》封麵上用了毛主席的題字，問我這是主席什麼時候寫的？我回答他：1962年4月寫的。這次經毛主席批準，第一次公開用。他說創刊時他就請過毛主席題詞和題寫封麵字，結果主席隻是題了詞——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而封麵字，主席提議由郭沫若或沈老寫，他便請郭老寫了。他說，為此主席還有一封信給他哩。
我一聽，就不禁冒昧地向他提出：那封信，還在嗎？能不能給我看看？他笑了，慈祥地說：在。說著，他便起身走進臥室，不大一會兒，手裏拿著一個大信封走出來。我接過一看，一封主席的親筆信。
信的內容是：.雁冰兄：示悉。寫了一句話（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題詞——周注），作為題詞，未知可用否？封麵宜由兄寫，或請沫若兄寫，不宜要我寫。
毛澤東
九月二十三日.
我看過後，他又小心地收藏了起來。這封信寫於1949年建國前夕。我看時很有感觸。那時作為領袖和作家的關係是何等親密，何等融洽！領袖又是多麼關懷文藝工作。
此後，因為工作我常常去拜望沈老。說實在的，每次去，我總是見他伏案寫作，那麼嚴肅認真，一絲不苟，很令人感動。因而我也不忍心過多打攪他，剝奪他的寶貴光陰，所以總是談完事很快離開。可是，遇到他精神好時，他卻總是要我多留一會兒，向他說說刊物工作的情況，近來出現了哪些好作品，有些什麼新作者，創作中有什麼問題，等等。他十分關心創作，關心文學事業，關心青年作者的培養和成長。常常是有許多初學寫作者寫信或投稿給他，他都給予足夠的重視。前幾年在他身體情況較好時，他大體上都翻看的。我發現，他在交我幫助處理的一些信、稿上，有的還用紅鉛筆劃了杠杠的，可見他是仔細看了，注意到了作者所提的問題。有的他親筆批示：請處理。請參考。隻是到了後來，近一兩年由於體力不支。讀者來信和來稿，他才交由兒媳陳小曼和兒子韋韜處理。而他們兩人，又要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幫助沈老搜集和查閱有關資料，供沈老撰寫長篇回憶錄用。工作是十分繁雜而艱辛的。他們卻完成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