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展現在我們眼前的這“登攀”二字，係文學大師茅盾同誌生前親筆題寫。
記得是一九八○年初秋時節的一個下午，我去看望茅盾同誌，言談間，我向他轉述了當時擔任《體育報》總編輯的好友魯光及報社同誌想請他為體育報“登攀”副刊題寫刊名的事。許是覺得突然，他猶豫了一下。當時，他已是八十四歲高齡的老人，體弱多病，視力又減退，一般是不便再題字了。我向他述說了體育戰線的可喜形勢，特別是我曾經采訪過和比較熟悉的中國登山隊的情況，他聽著，頻頻點頭，十分興奮，便欣然應允了。他還高興地說：“登攀”這個刊名好哇，有時代意義。我們國家搞四化，就是要像登山隊那樣，勇於登攀世界高峰！
當即，他便鋪開宣紙，揮毫書寫下這清秀蒼勁、俊逸灑脫的“登攀”二字。
今天，值此一九八二年元旦佳節，茅盾同誌的題字同廣大讀者見麵，我們除了對這位敬愛的文學大師表示深深的追念外，應借女排勝利的東風，我們祝願英雄的體育健兒們，在各項競賽中都勇於登攀世界高峰！
1982年元旦夜.
難以忘卻的記憶
“我還是第一任主編呢！”
“文革”中，《人民文學》同樣被迫停刊。後來由於周恩來總理的關心、支持才較早地得以複刊。我記得複刊後的第一本《人民文學》，也就是1976年1月號，是1月20日正式出版的。
當日，我帶了新印的5本刊物興高采烈地給茅盾先生送去。那時，茅盾先生接待客人一般都在他家前院的會客室。而我因長期在《人民文學》工作，常常去看望他，是他所熟悉的一個晚輩，他因此破例讓我每次來到後院他的書房兼臥室見他，有時就隨意聊天，有時我向他請教問題。今天，他接過刊物，立即仔細翻閱，邊翻邊興奮地說：“唔，我還是《人民文學》第一任主編呢！”他見複刊號的《人民文學》封麵用的是毛澤東的字，問我這是什麼時候寫的？我告訴他這是1962年4月寫的，這次經主席批準第一次公開用。他說，創刊時他就請過毛主席題寫封麵字。
接著，他便興致勃勃地向我講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茅盾先生說，全國剛剛解放的1949年7、8月間，當時他和一批從香港歸來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及文化界、知識界知名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飯店。中央決定要他籌辦一個刊物——《人民文學》，創刊號編輯後，他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主席，要求毛澤東題寫封麵字。結果毛澤東隻是題了詞——即後來被文藝界廣為運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封麵字，主席提議由郭沫若或他寫，茅盾便請郭沫若寫了。他說，為此毛澤東主席還有一封信給他呢。
我一聽這意外的信息，喜出望外，便冒昧向茅盾先生提出：那封信還在嗎？能不能給我看看？
茅盾先生慈祥地笑了笑，說：“在，在。我珍藏在身邊呢。”
說畢，他轉身走進臥室，不大一會兒，他手裏拿著一個大信封走出來。我接過一看，是一封毛澤東主席的親筆信。信的內容是：.雁冰兄：示悉。寫了一句話，作為題詞，未知可用否？封麵宜由兄寫，或請沫若兄寫，不宜要我寫。
毛澤東
九月二十三日.
這當然是1949年9月23日，信中所說的“寫了一句話”，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題詞。
讀著，我感到格外親切，因為它是關於《人民文學》的。當時我便萌生一個念頭，要是這封信我的同事們都能看到該多好！於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商量可否借我帶回編輯部給大家看看？
茅盾先生表示理解我的心情。他說：“本來我是珍藏著的，給《人民文學》的同誌看看，倒是有意義。可以，可以。”
先生慨然應允。但卻提出：“隻不過，三天後你一定拿回來。”我一口答應了。帶回編輯部後，大家高興地爭相傳看，還有人抄寫下來留作紀念。當時還不曾有複印機，我便將原稿拿到玉府井最好的一家“中國照相館”翻拍了下來，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後按時送還茅盾先生。我眼見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書櫃中。
這一切，我自然也永遠珍藏在心中。.“不能以訛傳訛”.剛剛粉碎“四人幫”不久，首都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多幕歌劇《楊開慧》。人們出於對“四人幫”江青的憤恨，以及劇情本身的動人，《楊開慧》的演出，受到首都觀眾的歡迎和稱讚。《楊》劇轟動一時。
記得那時我訪問譚震林（原國務院副總理）同誌時，譚老就很讚賞《楊開慧》一劇。他對我憤憤不平地說：“楊開慧才是毛澤東的真正夫人！江青算什麼？！不就是個妖婆嘛！她是康生在延安時耍的一種計謀。”
有一天我去看望茅盾先生時，先生突然問我：“最近北京上演的歌劇《楊開慧》你看過沒有？怎樣評價？”
恰恰我剛剛看過《楊》劇，很受感動，便立即回答他說：“好極了！一出好劇，大家都喜歡看。這才恢複了曆史的本來麵貌。”
不料，茅盾先生臉一沉，搖搖頭，說：“我不這樣認為。”
怎麼？大家喜歡的戲，包括像譚震林這樣一些革命老前輩都認為是好戲的戲，文學家茅盾先生怎麼會不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