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為霞尚滿天(1)(2 / 3)

過了一個星期後,我回到北京便趕到北京圖書館展廳去參觀。那是一個炎熱的夏日,參觀者卻絡繹不絕。

展廳裏,一幅幅照片,一頁頁手稿,一件件實物,靜靜地、靜靜地向人們娓娓講敘著一個真誠、執著、頑強地飽含著愛的生命的故事。同去的曉南,是一位年輕的朋友,當她仔細、認真地看過展覽後,深有感觸地說:她真了不起!我懂了,人們愛她,不是別的,正是她的人品和文品。

我想:是這樣的。

縱觀她生命的道路,如同一條小溪,從淺淺的小穀中,緩緩地、曲折地流入“不擇細流”的大海。它有時經過荒蕪的平野,也有時經過青綠的丘陵。於是這水流的聲音,有時凝澀,也有時通暢,但它還是不停地向前流著。

她生命之水永不枯竭,一直地在流著、流著,流向大海,流向遠方……冰心永遠不老。她手中的筆也永遠不老。因為她的心緊緊貼著大海,貼著人民大眾。

大海給予她力量和勇氣。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1988年香山紅葉正濃時,寫於北京東坡.

冰心的幽默

已是嚴冬三九天。此時,窗外雪花飄飄,寒風凜凜,好冷的天氣!然而我一想起冰心老人,心中總會升騰起一種溫暖之情,幾十年來的交往,幾十個春夏秋冬,幾多風風雨雨,老人總是給予我無微不至的關心,給予我嚴格的教誨;給了我愛,給了我溫暖,給了我前進的鼓舞力量。我們成為“忘年交”。這些是說不完道不盡的。

這篇短文,我隻想記述一些冰心老人的幽默,幽默其實是智慧的表現。有時你和她接觸,同她交談,她總有一些輕鬆的隨意和幽默,表現出她的平易和智慧。.“薑,自然是老的辣嘛!”.冰心年輕時代的作品突出的一點是:母愛,人類愛。她的這種人類崇高的愛情哺育了神州大地幾代人。可到了晚年呢,尤其是近一二十年她所寫的文章,卻一改“舊調”氣格外尖銳、辛辣!多是觸及時弊,抨擊醜惡現象,而且擊中要害。她一向倡導真善美、反對假惡醜,愛憎分明。近年她的不少這類文章或作品已引起強烈社會反響。有的被有關部門作為內部參考文件印發,以期引起社會各界重視。平日或者生日,也時常有些領導同誌來看望她,她總是不錯過這種良好機會,向他們訴說民情,反映情況,或直言政見,可謂肝膽相照。她其實是憂國憂民,為國為民,我因此同她開玩笑說:“您老現在的文章怎麼愈來愈尖銳!”她笑笑,風趣地說:“是麼,薑,自然是老的辣嘛!”

“你如再不來,就隻有瞻仰遺容了”

我常常去西郊看望冰心老人,或向她約稿,或向她討教,或陪友人造訪,或麻煩她給人家題詞題字,或送書送什麼刊物去……總之經常去,然而有時工作一忙,就好久沒去,加之老人住地遠在北京西郊,去一趟也真不易。如果我好長時間未去,不定哪天就會接到她親自打來的電話,以不無責備的口吻說:“你怎麼好久不來?就那麼忙?要是你再不來,就隻有瞻仰遺容了。”這種時候,我便乖乖地作檢討,並且答應說:我今天就來!我也真的馬上便奔去,有時單位司機不在,沒有汽車,我便蹬上自行車,長途跋涉說什麼也得趕緊去,去看望我心目中最為敬重的老人家、我的恩師。.“拜壽,就應當磕頭嘛”

冰心老人是世紀同齡人。她1900年10月5日誕生於福建福州市,祖籍福建長樂。這真是福建的驕傲!中華民族的光榮!每年10月5日,我和我在文藝界的朋友們必然前往府上給老人家拜壽。每次,我們不是獻上花籃,便是送上壽禮。花籃,一定要是由幾十朵(按她的壽辰時齡)盛開的紅玫魂組成。同冰心老人親如姐弟的巴金先生便是每年送這樣的花籃,鮮豔無比,意味深長。可最近幾年,我們單送這些禮物已經過不了“關”了,老人家風趣地說:“要拜壽,就應當磕頭嘛?”我說,那你得給“紅包”,她哈哈大笑。

笑歸笑,頭可是得磕,還得認真磕。因為每每旁邊總有淘氣的吳青在“監磕”,能不認真磕嗎?

今年的10月5日,我和泰昌下午去的,客人已經陸續離開,老人家已回她的臥室休息。但見我和泰昌到來,她又精神振奮,笑吟吟地說:“又是兩個磕頭的來了。”我和泰昌真的恭恭敬敬地給92歲高齡的老人拜了壽,磕了頭。她直嘿嘿地笑,說:“好了,好了,起來吧!”

我們起身後,她笑著說:“今天鄧友梅來也磕了頭。馮驥才也來磕了頭——可大馮跪在地下還比我坐著高。他真個兒高。”

吳青在旁調侃說,我娘一般不許人家給她磕頭,可你們幾個是個例外,因為你們是她的“幹兒子”,她待你們幾個真好!喜歡你們,我都有些嫉妒了。

好個吳青,一語道破。.“你像是我肚子裏的蛔蟲”.我從參加刊物編輯工作後的青年時代起,便有幸認識和接觸冰心先生。那時她就是《人民文學》雜誌的編委,而我是一個小編輯。常有來往,不是向她約稿,便是陪她采訪。屈指算來,一揮間,已有二三十年了。“文革”期間及1969年下放在湖北鹹寧“五七”幹校,我們一直是在一起,經曆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特別是在那“急風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對冰心先生的為人為文,無私無畏、鐵骨錚錚的精神十分感動,非常欽敬。久而久之,我便滋生了寫她的念頭。寫她其實也是向她學習,豐富自己提高自己的過程。我的散文集《記冰心》出版後,承蒙前輩作家,也是我“忘年交”的師友郭風先生予以首肯,並在上海《文彙報》上發表了熱情的評論文章。我鬥著小膽送給了冰心先生一本,沒想到她很快看了,並且打電話約我去談談。我去了,她首先對我這個後生晚輩予以鼓勵,她說:“你好像我肚子裏的蛔蟲,怎麼那麼許多事我都忘記了,你卻寫出來了。”接著她翻著書一頁一頁指給我看——都是她用筆劃上記號,折疊起頁碼,說哪段哪件事實如何如何,哪些細節有出入,一一指正,要我改過。我極為感動和感激!這本樣書我向她索要了回來,讓它留在我身邊,是個珍貴的紀念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