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吟吟地說：“冰心。吳冰（老人家的大女兒，現為北京外語學院教授）。李冰（吳冰的二兒子）。還有剛才說的西安的謝冰，這麼多塊冰，不成冰窖了？！”.“老百姓住房還那麼緊張！”.冰心是文學大師，是本世紀初便開始從事創作活動的碩果僅存的文學界元老和泰鬥。是我們國家的國寶，這一點毫無異議。自然對她的生活條件理應予以特殊安排。幾十年來她作為吳文藻教授的“家屬”，一直屈居中央民族學院和平樓一個狹小的居室，實在有礙於生活和創作。可她和吳先生及其一家人，從來是嚴於律己，不向國家伸手，不向組織叫苦，還說“知足常樂”。中央有關部門發現了這一情況，感到她的住房條件太差，起居困難，影響生活，便由高層決定給她像地質學家李四光那樣，單獨建造一棟樓房，以便安居樂業。有位國家領導人來和她談，告訴她準備實施這一計劃，沒想到她一口謝絕。她當然很感動，也很感謝領導上的這番好意，但她說：“別這樣，看看周圍的老百姓住房還那麼緊張，我怎麼能這樣特殊呢？！”她僅僅提出隻要在這棟樓上給她適當增加幾間房，能讓女兒吳青和女婿陳恕住下就行了。因為吳青夫婦需要和她住在一起，照料她的日常事務和生活。其實吳青、陳恕也都是出類拔萃的大學教授呢。
後來，領導上隻好遵從她的意見，隻是增加了一個小的單元房，老人家為此已經十足滿意了。.“那麼，我今天當麵消毒”
那年，在全國財貿先進工作者會議期間，我曾陪同冰心老人采訪全國勞模、北京市百貨大樓優秀售貨員張秉貴（現已去世）。有天，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聽說冰心到會采訪，便到我們的住地西苑飯店來看望冰心。言談間，姚依林同誌懷著尊敬的心情表述說，他年輕時代就讀過冰心的《寄小讀者》，印象很深，到現在還能想起其中一些章節……不料，冰心風趣地說：“那麼，說明你早就中了冰心的‘流毒’，我今天當麵消‘毒’。”一句話，說得姚依林同誌和在場的人都開懷大笑。.“我就是重女輕男”
讀者都熟悉，冰心先生抗戰時期在重慶曾以“男士”筆名出版了一本紀實性的散文集《關於女人》。那裏全部記敘的是她所熟悉和讚美的女性形象，她一貫提倡女性解放，自強自立，充分確立女性的社會地位，發揮女性的社會作用，因而在文學界，她特別關心和鍾愛有才氣、有追求、有成就的女作家，尤其是青年女作家。她和一批中、青年女作家成為“忘年交”，有著深厚的友誼。比方對於茹誌鵲、黃宗英、丁寧、柯岩、諶容、張潔、陳祖芬、張抗抗、葉文玲、鐵凝、王安憶、陸星兒、李玲修、斯妤，對於更年輕點的張莉莉、黑孩、素素、萌娘、韓曉征等等都給予格外的關注，傾其心血幫助、扶持她們，使女作家們真正支撐起文壇的“半邊天”。
凡是女作家去，她格外高興。每每合影照相時，她總要將女的拉在身邊，靠攏她。她經常讓女的坐下，令男士站著，我就多次受到這般待遇。
她說：“我就是重女輕男，女的出息起來不比男人差。”曾有一位中年朋友，因家中已有一女，企盼再有一男兒，可妻子偏偏又生一女孩。弄得這位朋友一時情緒不佳。其實小女孩兒長得十分可愛！冰心得知，便開導這位朋友，告訴他女孩怎麼怎麼好，並欣然為其題字：有女便是福。這位朋友頓開茅塞，從此笑容滿麵，逢人便誇女兒好。現在他視女兒為掌上明珠，喜歡得不得了！和賢惠的妻子一起精心培育這棵幼苗。.“打死我也不能說！”
我至今不能忘記“文革”那場噩夢。
記得是在那腥風血雨的1968年的某一天，造反派和紅衛兵批鬥謝冰心時，竟無知地責問：
你一解放（指1949年新中國建立）就從日本跑回國，肯定是國民黨派遣回來當特務的！你要老實交代！……那種非人的對待和侮辱性的語言我不想再作重複。
然而冰心麵對屈辱一言不發，隻是沉默不語。可造反派和紅衛兵卻急於擴大戰果，窮追不舍。這種不老實交代問題的態度當然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便劈裏啪啦一陣無情的武鬥。
冰心老人仍沉默不語。
又是一陣拳打腳踢。
她怒了，她急了，才從怒火中擠出一句話——僅僅一句話：
“打，打死我也不能說！！”
可以想見所受之痛苦。
為什麼她說：“打死也不能說！”原來這句話是周恩來總理交代她的。她始終牢記在心，銘刻在懷。
那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傳到日本，正在東京的冰心和吳文藻夫婦和他們的三個孩子聽到喜訊無不歡欣鼓舞。從此他們便十分關注新中國的發展情況。冰心夫婦也常和同在東京共事的謝南光、吳半農聚會，交換國內情況。由於受新中國新氣象的鼓舞，冰心夫婦暗自下定回國的決心。正巧這時，美國耶魯大學邀請他們夫婦去美國任教，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意外的良機，便以赴美應聘為名，並以“需要先到香港做些準備工作”為理由，從東京經橫濱抵達香港，然後由香港秘密乘船到廣州，而後回到北京。在北京，周恩來總理親切接見了冰心和吳文藻先生。談話中涉及海外一些情況，對於當時新中國來說是重要的，因此周總理叮囑他們：“今天的交談，你們不要說出去，打死也不能說。”也有保護冰心夫婦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