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端先生說，《譯林》出了第五期以後，有個農民寫信來，說在《譯林》上麵看到法國人喜歡吃蝸牛，他很希望通過養蝸牛來出口。一個農民會看《譯林》雜誌，但看的不是文學問題，而是看到裏麵介紹法國人愛吃蝸牛，馬上想到能不能養蝸牛去出口，我們是不是能從中聞到一點改革開放先聲的味道呢？
在這本書裏你會發現閱讀實在不隻是個人的事情，閱讀這本書，看過去30年來中國人讀什麼，最愛讀什麼，掌握的其實是整個社會的脈動。比如說北京萬聖書園的老板劉蘇裏，他提到我們現在已經很難讀書了，尤其是完全憑著個人興趣的閑暇閱讀，也很難持續關注某一個或幾個問題。他說過去30年，大家讀書是“摸著脈動找答案”，是為了要急用先學，為了要掌握社會的變化，要掌握社會當前往什麼方向走，會遇到什麼問題，然後試圖從讀書之中尋找到一些線索和解答的方案。
此外還有位有名的編輯徐曉，因為他是出版社的編輯，所以特別注意到過去30年有很多書一出來就會引起一個熱門話題，使得媒體和百姓都關注並參與討論。比如李昌平寫的《我向總理說實話》，當時正是朱鎔基當總理的時候，李昌平率先把“三農”問題扶上了大眾媒體關注的水麵之上。結果沒想到一年之後，政府出個“一號文件”談農業問題，還免掉了農業稅，所以你可以說這些書有聚焦甚至改變現實的作用。
當我們大家都在談那些社會最關注的書時，有沒有人真的關注所謂“私人閱讀”呢？整本書是幾十個人一起去選30年來的30本書，於是一位有名的作家就問：選這30本書到底針對的是誰呢？是“我”還是“我們”？比如他提到有人選《文化苦旅》、《哈利·波特》、《狼圖騰》等等，“我真的不太相信推薦者個人會受到這些書的影響，我認為他們的思想境界遠遠在這些書之上，那為什麼這些書會被推薦呢？因為這些書影響了我們整個社會大環境。”而且他認為真正的讀書人要把“我們”跟“我”相對分離，不然讀書人基本上就不成立了。
這本書有一個特點，70後的人隻有兩個，一個是我，一個是毛尖，胡洪俠的理由是倘若更年輕的人，很難請他們講30年來的書，所以我跟毛尖就成了70後代表。看毛尖的讀書興趣特別有意思，她關注的書就真有點“私人”性格了。看好多小兒書，看漫畫，看《丁丁曆險記》，看《父與子》，這些都是之前那些學者、前輩們較少談到的書，又像《讀者》這些雜誌，大概是中國大陸生長的很多70後年輕人幼時特別愛關注的書。由此可見，這樣一個評選，你選什麼書，跟你是哪一代人很有關係。
《灰皮書、黃皮書》
禁書總是誘惑難擋
第一次接觸馬克思和毛澤東的作品是我在台灣念中學的時候，這些書在當時絕對是禁書。幸好我每年暑假都從台灣回香港，有機會找到這種書偷偷帶到機場，小心翼翼上飛機帶回台灣，晚上在宿舍躲在被子裏麵瞧。當時看這些書覺得太新鮮了，正因為它被禁，我反而覺得它特別有吸引力，也因為它被批判，我反而覺得它講得特別有道理。
為什麼江湖傳聞最可信？這就是禁書的吊詭和悖論。你越是禁止某樣東西，它的誘惑就越大；你越是批判某樣東西，而且由政府去批判，老百姓越覺得他講得很可能是真理。要不然為什麼要禁止呢？就像今天有些網站被封掉，大家立馬覺得這網站一定是說對了什麼事情。這就是為什麼在一個資訊不流通、出版被禁的社會中，小道消息越流行，大家越覺得江湖傳聞可信的原因，由此推導出來另一個閱讀狀態的問題。下麵介紹一本與此相關的書，叫《灰皮書、黃皮書》，作者沈展雲，以前曾經做過出版社編輯，在報紙開過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