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電影的二三事》
把自己交給電影，就像愛情一樣
電影幫助我們探索未知的感官世界，比如一個從未聽過的奇聞或是一個人的精神領域。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每次說到電影，總覺得它跟懷舊有關，似乎那些影像所保留的一定是舊日時光。而我們看電影也總是有特別美好的氛圍，仿佛染上了一層輝煌的顏色。說到電影與懷舊，跟大家介紹一本好書，叫做《我和電影的二三事》，是幾年前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出版的。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由一幫香港的影評人組成，最大的40多歲，最小的20多歲，都是影評寫得相對專業的一群人。過去幾十年來，香港曾經是整個華人世界裏資訊最發達、最自由、最開放的地方。這批香港影評人有更好的基礎吸收各國的電影，很多大師的傑作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看到了。
看大師的電影有時會出現很多意外。比如著名的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他的Blow-up，我們譯作《放大》，而當年在香港被翻譯為《春光乍泄》，這完全沒辦法表達這個電影的意思，甚至不能被稱為直譯。對此，書裏的影評人何思穎說，當年這麼翻譯其實是有理由的。因為《春光乍泄》1967年在香港上映的時候，很多電影人或者電影院線的老板都覺得這部電影最轟動的地方在於裏麵有一秒一個女性正麵全裸的鏡頭。所以就因為這一秒，把這部藝術電影改了一個帶點色情意味的片名，希望吸引更多的人來看。果然就有無數中老年男性觀眾搶著去看，為的就是那一秒的色情鏡頭。而一秒很可能打個哈欠就過去了，萬一錯過一定會覺得很受苦，因為這部電影對大部分人來說太沉悶了。這讓我想起小時候看《發條橘子》也有同感。當時已經是錄影帶階段了，電影裏有一個快速的片斷是關於做愛的，我們一群人拿著錄影機，拚命地按來按去，希望能夠一步一步一格一格地重播這個片段，為的是看清楚那一點點可憐的做愛場麵。
李焯桃是我很喜歡的影評人，他說到六七十年代在香港看電影的情況。當時電影院都有星期日早場，平常播的都是主流電影，但到了星期日早上會放一些比較冷門的偏藝術的電影，或是一些舊日的經典電影。這對於他們這群沒接觸過那些電影，隻在文字上看到或者聽說過的人而言當然重要。於是禮拜天總是起個大早，像朝聖一樣去看電影。李焯桃說：“也隻有饑渴的影癡，才會在禮拜天一早爬起床看十點半，像朝聖又像補課。維斯康蒂、安東尼奧尼、杜魯弗都是在西片戲院的早場看回來的。”
當年大家有機會看到的電影比今天少得多。現如今我們都有碟，而且盜版碟到處都是，幾乎你要看什麼就有什麼。所以今天可能會覺得這些大師名作並不稀奇，但對以前的人來講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放的時候沒看，會覺得以後恐怕再沒機會看了。
另一位影評人紀陶則說：當年大家有一句廣東話，意思是說如果不看就不用再想以後還能看了。在這樣的心情底下，“令我們入戲院看電影時有生離死別感。從小已不將看電影當成娛樂。看《教父》、《大鬧天宮》、《地獄變》、《羅馬》及《第七封印》等，是一種需要”。
那時對待電影格外認真，而且戲院環境也跟今天大不一樣。以前電影院裏是能抽煙的，記得那段日子我們在戲院裏吞雲吐霧到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步。這當然很討人厭，讓整個戲院變成納粹毒氣室一般，可它又有一種獨特的氛圍。書裏留學法國的影評人黃愛玲說她第一次看到法國有名的兒童電影《紅氣球》，是在巴黎大學裏一個專門給學生看電影的電影廳。當時看這個電影的法國學生裏煙民甚多，個個都像火車頭，幾乎把課室變成了毒氣間。然而即便在那樣一個環境下我們仍然是深深地愛著電影，甚至是愛上了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