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下午，北島在嚴力、芒克這幫藝術家家裏抽煙、聊天，芒克的母親進屋說：“下午四點有重要廣播。”那時候他們才想起來，剛剛有過“四五”天安門事件，朱德去世了，唐山大地震了，還能夠發生什麼大事嗎？他們不約而同想到了什麼，但誰也沒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下午四點，家家戶戶的窗口傳出哀樂，接著是播音員低沉的聲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毛澤東，今日零時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他們的反應居然是：“我們對視了幾秒鍾，會意一笑，但笑得有點怪，有點變形，好像被一拳打歪--這一時刻讓人猝不及防。”後來他們居然還取來三個酒盅斟滿，三人默默幹杯，他們的笑容竟然變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尷尬的瞬間。芒克低聲說：“這回有戲了。”你看，這樣一種描述，是一個多麼奇怪的反應。
再看文學評論家蔡翔，1976年10月的一個下午，有一天他經過一個街口，見到有幾個人在路邊刷標語，司空見慣，也不去留意。但是他們同夥之間有一個人眼尖，一看覺得不對，怎麼不對？這是刷什麼標語？大字報上居然寫的是“打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四個人名字上還照例打上了兩個“××”。
“哎呀，這是反動標語吧！”（刷標語的人）一副泰然，然後大家就學著電影裏麵的說法“哎呀，變天了，又變天了”。這就是所謂的變天。
我看過很多人回憶，對“變天”感受最強烈的是林彪叛逃。黃子平教授說1971年10月底，他在海南島開一個全團大會，一大早從連裏出發，氣氛就有點詭異。平時集合後往團部走，一路有言笑、有歌聲，這回卻一個個繃著臉，會場的橫額也語焉不詳，聚集了2000人的一大片，寂靜得邪乎。這時候他就判斷一定是有什麼事兒。他是這樣形容和回憶的：“黑洞、虛無、空白，用來支撐這個史無前例的‘革命’的整個意義係統，在那個瞬間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自殺身亡。在我看來，所謂‘70年代’是在那個瞬間開始的。其實90年代的重要命題‘告別革命’，恰恰是在此時此刻開始。其中最大的諷刺是：宣布皇帝沒穿衣服的人，正是皇帝本人。”
或許這正是很多人都有的疑惑：怎麼可能是林副主席？本來那麼重要的一個人物，本來是主席身邊的接班人，怎麼一下子就叛逃了？後來公布的《571工程紀要》更是讓大家吃了一驚，甚至有人覺得裏頭寫得還不錯，有點道理，也有些奇怪。
《七十年代》Ⅱ
語言變化中的文藝潛流
黃子平的文章裏，有一點我特別有同感。他從70年代大家的生活遭遇去觀察中國語言文字的變化，我對這點也很敏感。當年他們曾經有個夥伴，把一封情書塞到一個女孩手中結果被女孩退回來了。大夥兒就鬧，說拿出來看，這是耍流氓的行為。誰知道那個情書上麵沒有什麼軟綿綿的情話，反而抄了三條最高指示：“第一，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第二，要互通情報；第三，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這就叫情書啊，換句話說，連情書都要用這樣的語言來寫，省得被人說是耍流氓，當然也不排除有開玩笑的成分。
問題是，就算有玩笑的成分我們也不能忽略當年的那種語言是如何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甚至使得我們的語言變得貧瘠起來，因為我們有太多話不能說了。很多過去的文藝小說，例如鴛鴦蝴蝶派都被掃掉了，我們還能用什麼樣的語言來談情說愛？
黃子平回憶說：到70年代，所有作為“四舊”或小資情調的東西，都被掃進曆史的垃圾堆。用來說男女之事的詞彙，隻剩下最單純的“好”這個字，說誰誰誰跟誰誰好上了。解決個人問題通常體現為一種組織上的關心。據說當時上頭開始重視女知青被淫辱等眾多事件，一個連上的指導員被檢舉，說他淫辱女知青。後來大夥兒開車，路上經過連上指導員的家，看到他家給人封了，有人就說：“嘿，這人還真能改善生活啊！”
我們不能忘記那是一個有點兒壓抑的年代，甚至可以說是很壓抑的年代，在這個壓抑的年代裏鬧出了很多笑話。當然，這些在今天看來是笑話，在當年卻一點兒都不好笑，甚至顯得有點兒可憐。
舉個例子，在《七十年代》這本書裏藝術家徐冰回憶他當年到一個地方去下鄉。這個地方很奇怪，明麵上是一夫一妻，實際生活中有些家庭是一個女人除了自己的丈夫外，還有另一個男人。一個女人管著兩個男勞力的工本，這是公開的。哪個好心人要給光棍介紹對象，女主人就會在村裏罵上一天：“哪個沒良心的，我死了還有我女兒。”好心人被罵得實在也覺得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