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妙的是，他說那年頭電影隊一年出現一次。“可在那禁欲的年代，這山溝裏在性上倒是有些隨意：一個孩子越長越像鄰居家二叔了，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親戚。”這很令人訝異，對不對？我這種在香港、台灣長大的人，真沒想到“文革”期間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在我的印象裏，那個時候性是特別壓抑，特別“不隨便”的。
記得小時候我在台灣念書，有個電視劇，是一個政治宣傳片，叫《寒流》，拚命醜化大陸的情況，特別是講到“文革”，渲染以前搞的各種運動多淒慘等等。後來我發現裏頭有真有假，真的部分是什麼呢？比如詩人翟永民就說到，他年輕的時候，有個朋友叫閻麗，曾經在戲院裏頭給人耍流氓。閻麗是一個漂亮的姑娘，身材也很好。“回來後，閻麗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裏傳開了，大人們如何反應，我不記得了，隻記得在這幫小孩們中間，閻麗一下變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來。那時還沒有魅力這個詞，但是閻麗在我們這些孩子們心中，一下變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認為：她，是我們大院子裏麵最漂亮的。而且，隱隱地，也覺得她與我們不一樣。不是嗎？怎麼沒有人對你們這些小孩耍流氓嗬？”你看這個想法，為什麼會對一個受到性騷擾或者性侵犯的人感到特別，覺得她很有魅力？這是在怎樣極端壓製的情況下，欲望的一種投射跟宣泄啊，這種意淫實在奇怪。
王安憶的回憶也很有意思，她當年下鄉到魏莊的時候，是文工團的。“假期中，毛澤東逝世，從上海被召回徐州，來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縞素，辮梢上係了寬寬的白發帶。正應了一句俗話：若要俏，常帶三分孝。看上去格外有一種韻致。”
文工團的女孩就是與旁人不同，在那樣儉肅的年代裏，居然在一個戴孝的女孩身上，我們都能夠找出那種嫵媚的女性氣質，這想起來真有點兒奇怪。
另外，除了這些性啊、感情啊，對人體的審美之外，肚子的問題或許更重要。朱偉在他的回憶文章裏麵說到，那是一個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有一回他們在食堂裏被清查，整個食堂被查翻，追究有沒有階級敵人下毒，查來查去不了了之，後來才明白怎麼回事。原來他們幾個月沒吃上肉，那天食堂善心大發，給他們安排了一鍋燉牛肉，食堂由於急著讓大夥兒吃上肉，肉沒燉爛就出鍋。盡管大家有一個朝氣蓬勃的胃，但是也無法消化沒有燉爛的肉，這也算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吧。
張朗朗說到一件跟吃有關的事情，他的情況比較慘，他是坐牢。坐牢的時候有一個獄友叫老李，老李從來不說政治笑話。他本來是上海一個名廚，陰差陽錯被外交部選中派到國外，在莫斯科、布達佩斯待過。後來有人在國外揭發，說他買菜的時候有貓膩，馬上被送回來。這就很嚴重了，什麼罪名？這叫做叛國投敵，於是這個“叛國投敵”的老李進來跟他們待一塊兒。這時候上頭要求把這些關在獄裏的廚師想辦法弄出去，因為好廚師都在坐牢，現在得弄幾個出去，大概是要給一些國外政要獻藝。於是一夥廚師就在監獄裏頭聽老李口述自己的拿手菜，大夥兒拿著筆、拿著本子，一本正經圍坐在老李周圍。老李用他的無錫普通話給大家講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張朗朗評注：“這是一項重要的文化活動，固然，越寫越餓，越餓越寫，別看老李已經餓成細脖大腦殼了，可講起來菜譜，還是當年著名大廚的譜兒，言簡意賅，形容準確，細細道來，不緊不慢。專業人士就是專業人士，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無比。無論中餐還是西餐都可以錄入最頂級的菜譜，就這樣，我國的飲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傳承。”
說到文化傳承，很多人都說，“文化大革命”砍斷了中國文化原先的脈絡。這幾年我看了很多回憶錄，發現毀了不少，但有些東西沒斷。說不定就是這樣在監獄裏麵，一個身懷絕技的老廚師跟獄中的朋友們一起說說看，我當年一道菜怎麼怎麼弄。雖然大夥兒現在手上什麼工具、什麼材料也沒有，那些菜都隻能當做傳說來聽，但保不齊哪位出去之後就憑著這個記憶當個體戶，重新又弄起來了。雖然經過殘酷的打擊跟冰封，但很多文化上的種子，被埋在冰原底下，待到稍微有點兒生機，略有暖意的時候，它就會想辦法長出芽來，即便長得不大好，但起碼是出來了。
《提問是記者的天職》
英美媒體值得尊重的地方
新聞的尊嚴來自於新聞的自由，所謂新聞自由，指的是編輯和記者能夠不受到外力幹擾，不受到政治、老板、商業甚至廣告客戶的影響。前兩年，國際媒體大亨默多克正式收購了赫赫有名的《華爾街日報》。這個消息讓很多人震驚，因為在大家心目中，《華爾街日報》是很厲害也很獨立的一份報章，而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卻常常爆出一些消息，說他會親自幹預旗下媒體裏的編輯或內容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