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先生是一位在杭州閉門讀書，做研究、寫文章的民間學者。雖然身不在廟堂，沒有在大學謀得一官半職，卻是一個地地道道做學問的學者，一個有良心的學者。他一方麵很勤勞地著書，發表文章，另一方麵潛心於研究問題。
這幾年他很關心近一百年中國言論史的變化，這本《筆底波瀾》就是他的研究筆記。
一百多年前，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傳媒人怎樣把“傳媒要說真話”這個概念帶到中國並得以鞏固下來？這裏影響最大的人物是王韜，他是香港人的驕傲。
1874年2月4日，王韜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循環日報》不是第一份用中文出版印刷的報紙，卻是第一份辦得成功的中文報紙。王韜辦《循環日報》是以英國《泰晤士報》為效仿對象，努力形成公正的輿論。十年間，他發表了近千篇評論，經常被同時代的報紙轉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第二個影響最大的人物是梁啟超，梁啟超一個人的筆影響了一個時代的輿論傾向。他自己辦報紙，最有名的是1896年創辦的《時務報》，他還發表過一篇文章《論報館有益於國是》，認為辦報館是對國家有利益的。報紙等於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報紙，“待以歲月，風氣漸開，百廢漸舉，國體漸立，人才漸出”。
他在報紙上麵洋洋灑灑地寫評論文章，為什麼那麼多人偏偏就喜歡看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說出了老百姓想說的話。
他很懂得了解時代的民情，當一個時代到了關鍵時刻，很多東西要變化，誰能夠把握那種求變的情緒並能用精妙的文字表達出來那就成功了，梁啟超正是如此。
1909年，一代書法大家於右任先生辦過一份報紙，叫《民呼日報》。他說：“夫報館者，固平民之代表也。《民呼日報》者，炎黃子孫之人權宣言書也，有世界而後有人民，有人民而後有政府；政府有保護人民之責，人民亦有監督政府之權。政府而不能保護其人民，則政府之資格失；人民而不能監督政府者，則人民之權利亡。”
晚清對於輿論有很多壓製，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傳媒人起來奮不顧身反抗。到了軍閥割據時期，大家日子過得更不好了。
1921年的時候，中華全國報界聯合會第三屆大會致信給國務院，通令全國所有報章一起來捍衛言論自由。怎樣捍衛呢？根據臨時政府的約法，人民是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的，北洋政府頒布了這些法，其實是限製上述自由的。於是當時全國報界聯合會就呼籲大家聯合抵製政府、批評政府。
最後《大公報》出場了，這大概是現代中國史上最偉大的一份報紙。大公報有四不原則：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不黨，就是不偏向任何一個黨派；不賣，就是不賣任何人情，更不接受任何商業利益；不私，不以報紙這個公信為私人用途，滿足私人的欲望；不盲，就是不盲目跟隨潮流。要做到這四點，實在不容易。到現在已經是一百年，我們中國做傳媒的人，有誰能認真想一想，有多少次、多少個人做到了呢？
作者小傳
傅國湧，民間學者。畢業於溫州教育學院，曾在中學任教。1999年開始寫作，以曆史隨筆為主，在《書屋》、《隨筆》、《讀書》等10餘家報刊發表100多萬字。文章曾多次被轉載，並入選《大學人文讀本》、《2002中國年度最佳隨筆》、《2003年雜文精選》等。著有《金庸傳》、《走近葉公超》、《筆底波瀾》等。
《貨幣戰爭》
從抄襲看我們對無知的恐懼
中國出版界過去幾年來出現過很多怪現象，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書，擺明是抄襲的作品，但照樣在市場上很好賣。另外一種情況是虛構一些書出來。什麼叫虛構？一些書會標榜自己是《紐約時報》暢銷書，在全世界怎麼樣受到好評等等。你一看，是本翻譯的書，作者是一個洋人的名字，你再仔細查下去，原來這本書根本不存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也從來沒有這本書。這書明明就是一個中國人寫的，卻假托一個外國人的名字，說它是翻譯回來的，還要假裝它頗受好評是本暢銷書。現在這樣的情況好像已經減緩下來了，沒那麼惡劣了，但是又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市場上出現很多書，你找不到作者，找不到編者，隻找到一個人，叫“編著”，編輯的編，著作的著。
“編著”是一個很奇怪的說法。一般有書寫編著，它應該在裏麵有詳細的說明，什麼地方他是編什麼地方是寫；或者可能一本書有很多個作者，而他是作者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作者，同時他又負責編輯這本書，這可以叫編著。但今天的中國出版界，我們常常看到的“編著”是你不知道這本書到底是這個編著者親手寫的還是他到處拿人家的東西編過來的。而且即便是拿過來的，他也不說明，你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哪裏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