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價格雙軌製，暗度陳倉地把市場經濟移植入計劃經濟，直到把計劃經濟的一切殘餘完全取代為止。這種做法到了鄧小平、江澤民之後似乎有了變化，於是張維迎說他現在也很擔心政府失去了走向合理格局的動力，不想從經濟舞台退場，甚至認為領導人已屈服於一種危險的民粹主義[7]。
張維迎說，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討論嚴肅的議題。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經濟學家們自己關起門來討論就好了，但是今天的老百姓卻使用左翼的措辭抨擊我們，詆毀我們的功勞，說我們接受了美國政府或者新資產階級的資助。
類似的情況也在政治改革領域存在。為了觀察這個問題，馬克·裏歐納德特地跑到四川的平昌縣考察。平昌縣最近幾年很出名，因為它破天荒地準許黨員直選黨委書記。以前可能會允許直選村長、鄉長，但是從來沒有碰過黨的組織。現在平昌縣的黨員可以直選黨委書記，就等於搞黨內選舉，讓黨員民主化。馬克·裏歐納德把它形容為民主改革的另一匹斑馬。而學者俞可平[8]認為，黨員本身的優勢，如較高的教育水平、出色的表達能力，足以讓他們成為民主先鋒部隊。
俞可平的觀點和張維迎一樣飽受抨擊，很多人認為這樣是走不通的，中國的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不是學西方那一套民主選舉，而是要走出一種自己的模式。同樣，中國搞市場經濟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跟隨英美那種已經快要破產的新自由主義。
究竟該怎麼辦？馬克·裏歐納德又訪問了另一批人——新左派知識分子。新左派和自由派的爭論最近幾年雖有所平息，但爭論本身早已深入人心。有人還把這個爭論進行了簡單的二元分化，好像自由派都主張激進的市場改革，讓中國變得更加資本主義，同時在政治上要求自由、民主、人權；而新左派則反過來主張一種國家主義的威權統治，傾向於讚成公有製的社會經濟和福利更廣泛的社會保障，對外則堅持捍衛主權，保衛民族和國家利益。
作為旁觀者，馬克·裏歐納德清楚地指出，這樣的理解不僅簡陋，也並不符合事情真相。其實像張維迎這樣的學者，過去曾是中國市場改革的智囊之一。而新左派經濟學家如胡鞍鋼[9]、崔之元[10]等，主要強調的是我們需要更強大的中央政府執政能力。過去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大政府是壞的，小政府是好的，而新左派學者卻認為大政府不見得就是壞的，但是需要有恰當的執政能力，這才是最重要的。
新左派認為國內消費能力隻有在人民感覺安逸的時候才會上升，所以需要用社會福利來保證人民不受疾病、失業或養老問題的困擾。可以看到，近年來國內很多政策路線都受這種思想影響，但是如果因此就認為新左派是反對民主改革的，那就大謬不然了。
其實很多新左派主張，如果缺乏更廣泛的政治改革，新左派的議程就沒有發展的可能，因為中國的新貴們對政治是有約束力的，這就需要民主賦予政府權力，從特權集團手中取回財富作為公共財產。20世紀90年代，自由市場和獨裁政府之間還有個二分法，人們認為經濟改革有效，可以晚一點再來談改革政府。現在我們麵臨的許多經濟改革的問題，都需要政治改革來矯正。
類似的說法很接近一般印象中的民主派，而它恰恰是被很多人誤解的新左派提出來的。另一位北大學者潘維[11]則認為，像平昌縣那樣的地方民主選舉實驗是行不通的，因為西方民主選舉在中國實行到最後，隻能是“贏者通吃”，去競選的官員不隻服務選民，還要服務財主。他認為中國的土壤不適合照搬西方模式。
聽起來大概很像國家威權分子的言論，但其實他不是。潘維更讚賞市場改革議程，堅信法治比民主重要。他認為，法治源於對人的不信任，對任何當權者的不信任；而民主則根植於一種信念，那就是選舉終究會選出好的領導人，而不是相反。通過以上介紹可以了解，過去大家一直認為很“左”的某些人，在某些方麵並不那麼“左”；大家認為很“右”的學者，也沒有那麼“右”。這個二元分法顯然太不恰當了。
書中還提出了幾個重要觀點，比如“黃河式資本主義”。作者認為中國在尋找一種與西方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其中既有市場競爭，同時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提供多種公共保障和社會福利，包括教育、醫療等。
馬克·裏歐納德還提出一個“圍城世界”的觀點。他說過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喜歡搞國際組織和全球化，而那些多邊協定及種種區域性聯盟，通常會削弱成員國的國家主權。中國則恰恰相反，中國通過參加多邊協定確保大家把生意做好就行了，並不幹涉別國內政，同時也捍衛自己的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