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與美國的做法完全相反，美國一向認為像世界銀行這類組織隻會削弱每個國家的主權，而中國卻通過參加國際組織來捍衛自己的主權。中國另一個外交觀點是不搞“人權外交”，比如津巴布韋的總統夫人在香港公開打記者，我們就拿她沒辦法[12]。有些國家的人權紀錄不好，但我們仍然尊重他們的國家主權。同樣，中國在民主改革上也有自己的一套“商議性民主”。
重慶現在就在搞越來越多的公聽會，浙江溫嶺也搞了近十年的民主懇談，他們從鎮上隨機選一些老百姓做民意代表，再以一些專家的意見做指導，最後作出政策決策。對此類中國式的民主政治，馬克·裏歐納德有一個比喻：廚師你沒辦法選，也沒辦法換，但是你要什麼菜，隨便你點。
（主講梁文道）
《中國不高興》
文藝腔誤國
宋曉軍，軍事評論員，《艦船知識》編輯。王小東，學者，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黃紀蘇，社會學家、劇作家。宋強，作家，紀錄片撰稿。劉仰，文化評論人，從事出版及電視媒體行業。
究竟到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擺脫這種二元對立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中國不高興》的走紅惹來了各種爭論，很多人聲稱自己是不會看這本書的，盡管沒看，卻還是先把它罵一通。坦白講，我覺得這種態度並不公平。我讀完這本書之後，覺得它並不像很多人說的那樣，在鼓吹一種變態的民族主義，當然也不像另外一些人所認為的，它說出了中國人的心聲。
此書副標題為“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我覺得這個副標題要比“中國不高興”好，“中國不高興”可能更引人矚目，能起到擴大銷售的效果，但聽起來多少有點“撒嬌”嫌疑。
幾位作者都挺有名，像宋曉軍常常在鳳凰衛視做節目，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也都算文化名人。他們在一起討論，且常常跑題。因此整本書的情緒和語言雖然還比較一致，讀起來卻難免有雜亂之感，讓人摸不著重點。
書中有關於“文藝腔誤國”的討論，當下中國流行文藝腔，宋曉軍認為文藝腔缺乏尚武精神，人們空談軟實力，卻不願關注在他看來最重要的軍事國防；而王小東則把“文藝腔”當成一種有問題的思維方式。
黃紀蘇有一篇談學術腐敗的文章，叫《這個時代的學術腐朽》，但其實文中有三分之二篇幅都在罵今天的學術界什麼東西都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前陣子中國政法大學有個老師被學生當堂砍死，他連這件事都能跟西方扯上關係，說這個男老師平常就喜歡標榜自己留洋回來，法文說得比中文還好——可是這跟學術腐敗又有什麼關係呢？多少有些跑題吧。宋強先生的一篇文章是罵漢奸的，他說今天有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都像漢奸，比如主張跟日本和解的馬立誠[13]。文中還提到了周孝正[14]，前陣子以色列攻打哈馬斯的時候，周孝正出來說，以色列是個好國家，去打哈馬斯是幹了一件好事。在基本立場上我是讚成宋強先生的，以色列分明是在欺負巴勒斯坦人，怎麼能說是個好國家呢？但是文中罵周孝正是個漢奸，一個幫以色列說話的人怎麼也成了漢奸呢？這中間的邏輯著實怪異。在全球環境汙染和能源問題上，因為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很多國家都要求中國負起更大的責任。關於這一點，王小東認為，在今天這樣的世界格局下，誰先省，誰先死。也就是說，誰想節約能源的話肯定先從地球上被淘汰掉，因為不發展就要落後，落後就要被淘汰。那麼我們是否應該按照現在的模型發展下去呢？本書的另一位作者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消費方式與價值觀都病得不輕，中國應該有能力也有境界去發展健康和諧之道。可是在環保問題上究竟什麼是和諧之道？最後也沒得出結論。
很多人認為，《中國不高興》鼓吹的是一種極端國家主義，覺得中國什麼都好，現在西方要把他們的模式強加給我們，我們就“不高興”了。這種說法其實是受了書名的誤導，過去我們總是喜歡用二元對立的方式看問題，好像凡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新左派，就都是反對民主的，凡是喜歡民主的人就都崇洋媚外。老實說，這類說法不大能站得住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