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紀蘇就對中國政治現實提出批判，他認為民主改革是必要的。因為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民主自由關係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官員們胡作非為，卻可以不受法律製約，有巨大的權力保護傘為他們的撒野犯渾保駕護航。有人說中國情況特殊，民主不能急，還有人說天下壓根兒沒有民主這回事，甚至有人認為我們現在已經挺民主了。對這三種觀點，黃紀蘇反駁說，雖然三種說法各有道理，但三隻蛐蛐放在一個罐子裏，最後隻能掐得一個不剩。對社會主義來說，平等是題中應有之義，民主也是平等的題中之義。
很多人認為王小東是民族主義和新左派的代表，在這本書中他卻說，一些左派和民族主義者，一方麵對現實進行激烈批評，另一方麵卻又反對別人提出對權力進行製衡的政治體製改革。顯然他是不讚成這種做法的。
書中彌漫著強烈的國家主義情緒，認為一個國家要強大必須有牢固的軍事力量做後盾，支撐這種觀點的是一種新型的民族主義主張。學者蕭功秦[15]是王小東的好友，但他批評這種觀點。他認為過去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反應型的民族主義”，日本歐洲列強來欺負我們了，我們要報仇血恨，要捍衛自己，這才產生出民族主義。但是現在的“民族主義”卻是沒有外敵的，沒有人要欺負我們，可是我們還必須為自己製造一個假想敵，這樣才能保持戰鬥意誌。
宋曉軍先生提到他在福建前線看到解放軍的士氣很高，很欣賞他們的鬥誌，說隻有打仗人們才會重視軍人的社會地位。老是沒仗打，人心散了，人才也會慢慢流失。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作者希望盡快發生一場戰爭？宋曉軍先生確實認為戰爭是不能被忽略的因素。王小東也說，秦國很了不起，因為他們能將戰鬥意誌連續保持幾百年，最後才統一了中國。但是統一之後，他們的戰鬥意誌衰退了，也很快就完了。以前看賈誼寫的《過秦論》，說秦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他的刑法太過嚴酷，但在王小東看來，好像覺得秦還不夠軍事化，如果能一直用嚴刑峻法保持戰鬥意誌，說不定就沒事了。
王小東先生還引用美國著名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16]在《社會生物學》一書中的觀點，認為一個物種如果沒有外界環境的壓力絕對會退化。比如很多穴居動物的眼睛都是瞎的，而它們的祖先以前生活在地麵上是看得見的，就因為到了地底，視力才會退化。王小東認為人類社會也是如此。這樣，一種通俗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就出現了，認為中國一定要不斷自強，否則就會落後挨打，會被淘汰。可是現在沒有人想打我們怎麼辦？我們就要用一個假想敵來培養自己的戰鬥意誌——這種想法難道不是可怕的軍事主義嗎？
其實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就是西方思想，當我們口口聲聲說要捍衛自身利益，拒絕外來思想侵害的時候，我們的很多主張早已不自覺地落入了西方文化的窠臼，成為外來思想的本土演繹。那麼，我們究竟應該以何種態度對待西方呢？說到這裏，必須關注一下這本書裏最為人所詬病的對“逆向種族主義”的指責。“種族主義”以種族界分人群，捧高自己，歧視別人。奇怪的是，中國人卻覺得什麼都是西方的好，我們自己的製度、傳統、曆史、文化等任何層麵的東西都是腐朽的，甚至在人種上就很糟糕。王小東將這些想法稱為“逆向種族主義”。
宋強則強調了“憤懣主義”，在他看來，“憤懣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餘世存[17]，因為他將中國人比作田裏的蚜蟲和垃圾堆上的蒼蠅，認為“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中國在近代以來已經“淪為畜群，淪為病夫弱民”。作者將這些話視為一個邪惡的憤懣主義者對中國民族品質和民族現實的最終診斷，認為這種醜惡的描述其實並不能幫我們改掉毛病，隻會讓更多中國人覺得自己是下賤的一群。其實我也很討厭這種腔調，像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裏麵，一談中國問題就上升到深遠的文化曆史傳統層麵，讓人覺得好像中國真的已經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