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強還舉了個有趣的例子，網上流傳一個故事，說有幾個歹徒劫持了一輛大巴，還把漂亮的女司機拋下車強暴。女司機呼救，眾乘客啞然，唯有一個瘦弱書生奮起阻攔，結果被歹徒毆打暈厥。歹徒得逞後，女司機重又回到車上，喝令瘦弱書生：“下去，我不載你了。”書生愕然，然而終於被幸災樂禍的乘客逐下車。大巴開動後，直接衝到一個懸崖上摔下去，全車乘客無一幸免。
這個故事當然是虛構的。宋強說，故事凸顯的是心理鏡像的瘋狂，有多少人能體悟到它的恐怖意味呢？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的冷漠無情可怕到什麼地步。同樣，過去大家很喜歡杜撰一些外國人侮辱中國人的故事，以激起大家的民族仇恨，這其實也是一種自虐的心理鏡像。究竟到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擺脫這種二元對立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主講梁文道）
《中國意識的危機》
全盤西化的一元論
林毓生（1934-），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曆史係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國意識的危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等。
“全盤西化”恰恰是隻有中國人才想得出來的主張。
如果對中國一百多年來的思想流變有一點了解，就會知道，“全盤西化”作為一種激烈的反傳統主張，過去是大受知識分子歡迎的。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文化有根本缺陷，必須徹底向西方學習才能夠拯救自己。《中國意識的危機》的作者林毓生教授卻認為，這個想法本身就是一種中國式思維，“全盤西化”恰恰是隻有中國人才想得出來的主張。
林毓生教授是大經濟學家、思想家哈耶克[18]的弟子，也是中國思想史領域的著名學者。《中國意識的危機》出版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這個領域的經典著述。林教授關於“五四”
和新文化運動的解讀，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經典詮釋。而他主要檢討了“全盤西化”作為一種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中國發起過“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你仔細讀一讀馬列主義原典，會發現其實“文革”的緣起在經典馬克思主義中是找不到對應來源的。作者說，毛澤東特別強調人性改造的重要性，而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觀因素最終是被客觀的社會與經濟現實所製約的。而毛澤東始終把進行革命和創造曆史的決定性作用歸之於人的意識，這種想法多少與“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和反傳統運動有關。
“五四”時期，很多知識分子都極力反傳統，把一個國家從政治到文化的所有成分當成一個統一體，要麼全盤接受，要麼全盤否定。作者將這種思想歸咎於秦朝以來中華民族欽定的儒家教育精心提出的有機宇宙論。
幾千年來，中國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一種正統世界觀，認為王朝帝製的合法性與宇宙天道，乃至日常生活的文化習俗都是彼此相關的有機整體，是一個整合性的結構。後來很多知識分子基本上延續了這個傳統思路，認為改變的第一個層次是世界觀，第二個層次是價值、信仰係統，最後才是政治經濟層麵的改變。這種借由思想文化解決現實問題的想法在“五四”時期就開始流行，作者認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元論模式的影響。比如陳獨秀、胡適和魯迅，這三個人的觀念、立場差別很大，但在看待全盤西化或反傳統的問題上卻驚人的一致，表現出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思維上的共同特征。相比較而言，魯迅還要複雜些，能夠注意到傳統文化的一些特殊優勢，但仍然主張要全盤西化。
也許有人會對此持否定意見，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想法沒有這麼簡單。比如清末的自強運動，提倡學習洋人的船堅炮利和工業技術，“師夷長技以製夷”。但即便是這些自強論者，也仍然堅持中國的傳統世界觀，用一種有機論的方法把什麼都聯係起來看。
事實上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用這樣的方式思考問題，比如柏楊先生或香港的陶傑[19]，一個講中國人的醜陋和劣根性，另一個講中國文化的DNA，都有把中國幾千年的複雜曆史文化簡化為一個整體的思維態勢，並且認為這個整體有著根本的漏洞和錯誤，隻要徹底改變它，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麵貌就會煥然一新。這種把事情簡單化的想法難道不是傳統一元論思維的延續嗎？
（主講梁文道）
[1]英國文豪狄更斯（CharlesDickens）以法國大革命為時代背景所撰之名著《雙城記》的開場引言。
[2]大蕭條（TheGreatDepression），指1929年至1933年之間全球性的經濟大衰退。[3]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L.Friedman，1953-），美國名記者、專欄作家，三次獲得普利策獎，先後任職於《時代雜誌》和《紐約時報》。著有《淩誌車與橄欖樹：理解全球化》《經濟與態度：探究“9·11”後的世界》《世界是平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