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從日記看曆史人物
楊天石（1936-），江蘇東台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尋求曆史的謎底——近代中國的政治與人物》《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從帝製走向共和：辛亥前後史事發微》等。
正是對毛澤東的這種估量，決定了蔣介石日後的策略。
我小時候並不知道蔣介石是誰，雖然我在台灣長大。那時候我們隻知道蔣中正，不知道原來他還叫蔣介石。上小學，他是我們口中的“先總統蔣公”，有人編了一首《先總統蔣公紀念歌》。
楊天石這本《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出版以後廣受好評。正如大家所說的，它還原了一個比較真實的蔣介石。楊教授過去幾年一直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翻看保存在那裏的蔣介石日記。蔣介石從1915年28歲時起，一直到1972年8月離世前三年，一直都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最後三年他的手因病萎縮無法再寫。日記因為戰亂丟失過一部分，但大部分都保存下來了。這些日記都是他的手稿，並沒有經過複製，而楊天石教授是第一批接觸到這些檔案的研究者。
日記流露了蔣介石的真實情感，裏麵甚至還有很多罵人的話。所以楊教授認為這個日記有很大的可信度。作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專家，楊教授很懂得如何運用大量材料與這些日記進行對照，將它還原到曆史脈絡中去解讀，並不直接依據日記作出判斷。
書中關注了很多日常細節，比如日記裏出現過一個蔣介石早年在上海認識的青樓妓女，兩人一度有過許多親密往來，但後來蔣跟她斷絕了關係，因為他當時認識到“好色為自汙自賤之端，戒之慎之”。但第二天在旅館中又“見色心淫，狂態複萌，不能壓製”，他也真實地記下來，並決定以後“見色起意要記過一次”，可見還是一個能嚴於律己的人。
他還嚴格要求自己要戒貪，大概以前也動用過公款，他自責說，這麼做“心誌漸趨安逸，將何以模範部下，而對已死諸同誌也”。每當有不好的欲望出現時，他就這樣自省一番。蔣介石以曾文正公為偶像，曾國藩天天寫日記，他也天天寫日記；曾國藩喜歡講修身，他也按照儒家那套講修身。
關於他的功過是非，過去大家爭議的焦點是他對待抗戰到底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楊天石在《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中也提到了這個問題。
淞滬戰役之前，很多人都建議求和，比如胡適就主張幹脆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以換取東亞的長期和平，因為“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築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以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說白了就是認為中國根本打不過日本，所以應該先求和，然後爭取時間好好發展壯大，日後再決一死戰。
蔣介石卻在日記中說，“此為存亡關頭，萬不可使失守也”。當然事實上蔣介石也一直沒有放棄和談的機會，抗戰期間，雙方一方麵打得很激烈，另一方麵也一直有密使往來接觸，最起碼在太平洋戰爭之前，雙方就以香港為中介點，不斷地派密使往來。
蔣介石在日記中說，最大的成功當然是完全收複失地，最低限度也要收複“七七事變”之後被占領的土地。但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整個國際局勢有變，他就決心要一直打下去了。可見，評價一個曆史人物的抗戰意誌要結合整個現實環境，不能憑空來看。
台灣人都有一個印象，覺得蔣公最討厭蘇聯，後來才知道其實他早年跟蘇聯相當友好。熟悉現代史的人都知道，國共兩黨在根源上很接近，國民黨在草創之初和蘇聯有過很多密切合作。《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的蘇聯之行》講的就是1923年蔣介石代表孫中山訪問蘇聯的經過。
1923年9月2日下午1點，蔣介石到達莫斯科車站，首先跟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的東方部部長會談了一小時。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相見時頗誠懇，皆以同誌資格談話。”這時候雙方可謂好得如膠似漆。後來蔣介石在蘇聯軍校對著紅軍士兵發表演講，他的講話不時被經久不息的掌聲和高昂的國際歌打斷。蔣介石情緒非常激動，最後與會者高喊著“烏拉”將他抬上車，他非常高興。事後他在日記中說，紅軍“軍紀雖不及日本軍隊，然其上下親愛，出於自然，毫無專製氣象”。
後來為什麼又跟蘇聯鬧翻了呢？其實在日記中也能看出跡象。蔣介石到蘇聯之後積極學習俄語，還認真讀了馬克思的著作，讀得津津有味。但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提出與蘇聯合作，希望在當時被蘇聯納入勢力範圍的外蒙古建立軍事基地，以便將來北伐作戰的時候，能夠有北方軍隊支援。但蘇方拒絕了這個要求，認為國民黨應該先搞好政治工作，不要急於在軍事上有所行動。
在蔣介石看來，雖然蘇聯是共產革命的勝利果實，卻未脫帝國主義心態，想把外蒙古長期籠罩在它的勢力範圍之內。他在日記中寫道：“無論為了個人、為了國家，求人不如求己，無論親友、盟人之間如何親密，總不能外乎其本身利害，而本身之基業，無論大小成敗，皆不能輕視。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正是這種民族主義情感，使他後來對蘇聯越來越疏遠。很多人讀此書更關注的是“重慶談判”，那是中國曆史上扭轉乾坤的重要關頭。當年雙方談判得出的總綱是一個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決議要在“蔣主席領導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