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哈德的鋒芒個性經常使得頒獎活動不歡而散。最著名的一次是1968年在奧地利國家文學獎的頒獎儀式上，他一上台就致辭說“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接著說“國家注定是一個不斷走向崩潰的造物，人民注定是卑劣和弱智……”，結果文化部長拂袖而去，文化界名流相繼退場。第二天，奧地利報紙說他“狂妄”，是“玷汙自己家園的人”。同年他獲得另一獎項，頒獎單位不敢公開舉行儀式，隻是私下將獎金和證書寄給他。
伯恩哈德在《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場友誼》中寫道：“我獲得了國家文學獎，當時報紙報道說，這次頒獎最終以一場醜聞而告結束。頒獎典禮在政府接待大廳裏舉行，那位向我致所謂賀詞的部長，講的盡是些不著調的話，是他的一位主管文學的官員為他寫的稿子，他在台上照本宣科，比如，說我寫過一本關於南海的書，當然是胡說八道了，我什麼時候寫過這樣的書。這還不算，那位部長還改了我的國籍，在講話裏竟說我是荷蘭人，我從來都是奧地利人。他在講話中還說我是專門寫曆險小說的，實際上我對這種題材一無所知。他還多次說我是外國人，做客奧地利等等。”
伯恩哈德說：“我在頒獎前匆忙地、很不情願地在一張紙上寫下了幾句話，可能稍微帶一點哲理性，其實我隻是說人是可憐的，注定要死亡的，我的講話總共沒有超過三分鍾，這時那位部長便怒不可遏地從他的座位上跳了起來，朝我揮著拳頭，他其實根本沒有聽懂我的話。他氣急敗壞地當著眾人的麵罵我是條狗，當即離開大廳，在身後把玻璃門重重地摔回去，致使門玻璃‘砰’的一聲變成了一堆碎片。所有在場的人都跳了起來，驚訝地望著那位離去的部長。一霎時大廳裏，像人們常說的那樣鴉雀無聲。隨後發生了讓人匪夷所思的一幕：那一夥我稱為投機之徒的人，緊跟著揚長而去的部長走出大廳，離開之前也都向我示威，不僅漫罵而且揮著拳頭……整個參加儀式的那幫人，幾百位吃政府俸祿的藝術家們，尤其是作家，即所謂我的同事，以及其隨從，都匆忙跟著那位部長走了……”
伯恩哈德覺得頒獎“實際上是在貶損一個人，而且是以最羞辱人的方式。我想，隻因為我每次總是考慮到它能給我帶來金錢，我才忍受得住，隻不過出於這個理由，我才走進各個市政廳的古老建築，出現在各個禮堂裏舉行的無聊的頒獎儀式上”。他說40歲之前一直承受著各種頒獎儀式帶來的恥辱，“讓人在我頭上拉屎撒尿，這樣說一點都不過分，頒獎是什麼，就是往一個人的頭上拉屎撒尿。接受一種獎項與讓人在自己頭上排泄糞便毫無二致。我一直感覺頒獎就是可以設想的最大的侮辱，絕不是什麼提高。道理很簡單。每一項獎都是由那些外行頒發的，他們想要做的就是要在你的頭上拉屎撒尿，當你去接受這項獎時，他們就逮著機會了，痛痛快快地在你頭上排泄一番。他們這樣做也是理所當然的，誰讓你低三下四地去接受什麼大獎呢”。因為“接受了各種各樣的獎項，於是我把自己給毀了，把自己弄得成了卑鄙無恥之徒，成了讓人討厭的家夥”。
這些話很過分，但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無論對人對己，伯恩哈德一向毫不留情，這種氣質跟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很相似。當別人稱維特根斯坦為大哲學家時，他說：“稱我為真之尋求者，我就滿意了。”哲學乃是為了求真，然而大部分哲學家隻是書麵上的求真，維特根斯坦則在生活中一以貫之。伯恩哈德同樣求真，以至厭惡這個汙濁的世界。他太討人厭，因為他太要求真實。
（主講梁文道）
《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20世紀人生》
放棄信仰等於放棄自己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m，1917-2012），英國曆史學家。生於埃及亞曆山大港，在維也納和柏林長大，1933年定居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榮譽教授，1978年當選英國科學院院士。著有《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等。
如果我們放棄了尋找聖杯，就等於放棄了我們自己。
我一直對20世紀前半葉的中歐[23]文化、曆史很感興趣，那裏出現了太多如維特根斯坦、弗洛伊德等閃耀的文化巨星。在動蕩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歐的政治團體日益激進，有些人投向了共產主義的懷抱，有些人則轉向法西斯。燦若繁星的知識分子群體中，很多人因猶太血統被迫逃亡，被驅逐出境，甚至被送入集中營。
我喜歡閱讀當年在那裏生活過的重要人物的傳記，管窺那個時代的記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是世界級的曆史學家，也是一位忠貞不貳的共產黨員。他愛好爵士樂，曾用筆名寫過不少樂評。這位左派史學大師生於1917年，回顧他的一生幾乎等於回顧整個20世紀。他的傳記《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20世紀人生》給人一種印象：那個時代並不像現在這樣國與國之間界線分明，尤其對猶太人來說，世界就是個地球村，可以到處遷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