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鮑姆的父親是猶太裔英國人，母親是奧地利人。父母於一戰期間結婚，在埃及亞曆山大港生下霍布斯鮑姆。兩歲時他隨父母移居維也納，父母相繼去世後，他於1931年到柏林投靠親戚。1933年納粹掌權，他回倫敦定居，在一所文法學校念中學。1936年，他入讀劍橋大學國王學院，並加入英國共產黨[24]。20世紀60年代，他頻繁前往拉丁美洲，有一次還偶然擔任了切·格瓦拉[25]的翻譯。他的一生多姿多彩，自傳內容也相當豐富。
曆史學家寫自傳有個優點：客觀冷靜的職業精神，有幾分證據就說幾分話。一般人寫自傳或回憶錄往往將過去浪漫化，或者遺忘很多重要事情，以符合敘事主線。曆史學家檢視自己的一生時，需要把持客觀的職業標準，同時注意不過分集中於個人經曆的描述，而將自己的人生當作一個樣本，觀察社會如何造就人。
在柏林度過的兩年時光，霍布斯鮑姆目睹了納粹的興起。為什麼在左翼勢力最強大的時候，納粹卻能讓整個社會向右轉？霍布斯鮑姆認為是因為德國共產黨[26]太愚蠢，總以為最大的敵人是跟自己路線比較接近的社會民主黨[27]，而不是納粹黨。德國共產黨當然知道納粹主義的恐怖，但他們認為沒什麼比混淆視聽的同路人更可怕。他們認為德國社民黨中間偏左的路線實質是向資產階級投降，所以他們先要做左翼內部的路線鬥爭，打算鬥垮同路人之後再去對付希特勒。這是當時左派勢力強大最後卻慘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霍布斯鮑姆在維也納接觸過很多猶太人，發現他們對漂泊不定或遠離故土習以為常，並不像猶太複國主義者那樣主張建國。他自己雖然也是猶太人，卻不喜歡以時髦的“迫害下的犧牲者”身份說話。他認為不應憑借猶太人對世界的獨特貢獻以及曾經遭受的大屠殺，宣稱自己享有獨一無二的資格來喚醒世人良知。身為曆史學家，他在乎的是：“一個於公元2000年占全球人口0.25%的族群（並且我生而為其中一員），是否有正當理由來宣稱自己是‘神的選民’或特殊的人群。”他認為，正確或錯誤、正義或不義的事物，都既不會在身上佩戴種族標簽，也不會在手中揮舞國旗。一個人正確與否、正義與否，並非與生俱來，跟種族、國家無關。
中國人多半關注蘇共或東歐共產黨的曆史，很少看到西歐也有共產主義的同路人。比如英國也有共產黨，隻不過永遠是在野黨，冷戰時期甚至受到壓迫。霍布斯鮑姆是一名堅貞的共產黨員，這個身份令他遭受到一種較為溫和的英式迫害，教職生涯難以一帆風順。
冷戰時期的西方共產黨不僅遭受資本主義陣營的壓迫，還飽受社會主義陣營的刺激，比如匈牙利十月事件[28]、“布拉格之春”[29]等。對他們來說，最大的考驗是1956年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30]，因為以前罵斯大林的人多是黨外人士，現在則變成了黨內鬥爭。此事發生後，許多西方共產黨員紛紛退黨。
身為左派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不得不承認：“蘇聯以及絕大多數依照其模式建立起來的國家與社會——亦即曾為我們帶來鼓舞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產物——都已經徹底崩潰，隻留下一片物質上與道德上的廢墟。”
盡管共產主義滄海桑田，霍布斯鮑姆卻始終沒有放棄信仰。共產黨的魅力在哪兒？他認為：“列寧主義政黨的成功秘訣，並不在於夢想自己將站在街頭障礙物後麵進行抗爭，甚至不在於馬克思主義學說。那可用兩個用語加以總結：‘決策必須貫徹執行’以及‘黨的紀律高於一切’。共產黨吸引人之處，在於它能夠完成別人辦不到的事情。黨內的生活則可說是極盡反對修辭文采之能事。這或許協助創造了那種乏味至極、簡直令人厭煩的文化，而當它由黨的出版品刊登出來時，就成為晦澀不堪、令人難以卒讀的‘報告’，而各國共產黨便從蘇聯的實際做法當中把‘報告’接收了過來。”
在共產主義革命取得成功之前，共產黨員無從期待獲得任何獎勵。職業革命家的命運可能是入獄、流放或者死亡，所以不講求浪漫主義，不崇尚個人恐怖主義，強調要有冷酷的紀律和決心。正如布萊希特[31]在《致後生晚輩們》一詩中所言：“我進食於戰役之間，在謀殺者當中席地而眠。”共產黨的政治術語彌漫著“剛毅”的味道，諸如“絕不妥協”“不屈不撓”“硬如鋼鐵”“堅如磐石”。霍布斯鮑姆指出：“布爾什維克的本質，就是以剛毅——甚至冷酷無情——的態度，於革命之前、之際與之後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那是因應時代狀況而必須出現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