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鮑姆在劍橋大學念書時，周圍很多人都是共產黨員，然而學校非常寬容，允許他們自由活動。1941年，劍橋大學遭一枚炸彈襲擊，一名女共產黨員被一根倒下來的梁柱壓得動彈不得。眼看就要被炸彈引發的大火燒死時，她高聲喊道：“我們的黨萬歲！斯大林萬歲……斯大林萬歲！”後來她被救出，雙腿自膝蓋以下截肢。
霍布斯鮑姆回憶說：“在那個年代，若一位黨員把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獻給共產黨、斯大林或同誌們，我們都不會對此感到詫異。
（當時外國共產黨員對斯大林的一致觀點都發自肺腑、未受強迫、因信息有限而無瑕疵。其真誠的程度，與我們大多數人1953年獲悉斯大林死訊後的心中哀思不分軒輊。而在他生前，沒有任何蘇聯公民願意——或膽敢——把他昵稱為‘喬大叔’[32]，或像意大利人那般稱之為‘大胡子’。）黨就是我們生活的中心。我們為黨獻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我們所得到的回饋，則是從黨那邊確認自己已經勝利在望，並且感受到同誌情誼。”
有趣的是，身為資深馬克思主義學者，霍布斯鮑姆認為共產黨本不應該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共產主義不同於那些在19世紀末葉成形、大多也受到卡爾·馬克思理論啟發與鼓舞的工人階級政黨，本來並未被設計成一種群眾運動；共產主義後來之所以變成了群眾運動，完全出於曆史的偶然。就這一點來說，那違反了——而且確確實實地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傳統上的社會民主主義觀點。傳統的立場是期待每一位自視為‘工人’的人，都要認同各個本質上屬於工人的政黨，而它們的本質通常已經用黨名（‘工黨’）清楚標示出來。”
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比同時代的人更了解社會主義陣營的弊端。一位東德劇作家在劇本《圓桌武士》[33]中寫道：蘭斯洛特武士說，外麵的人們已經不想知道關於聖杯和圓桌的事情，他們再也不相信我們的正義與我們的夢想。對人民而言，圓桌武士隻是一幫笨蛋、白癡和罪犯。亞瑟王則說，重要的不是聖杯，而是堅持尋覓聖杯的態度，因為“如果我們放棄了尋找聖杯，就等於放棄了我們自己”。這或許就是霍布斯鮑姆堅持共產主義信仰的理由。
（主講梁文道）
《斯坦納回憶錄：審視後的生命》
灰暗年代需要閃亮心靈
喬治·斯坦納（GeorgeSteiner，1929-），美國文學批評家。生於巴黎，1940年移居紐約，現居劍橋，任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特別研究員（ExtraordinaryFellow）。著有《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劇之死》《通天塔之後》等。
越是在極權統治下，藝術家的心靈可能越閃亮。
成長於中歐的英國曆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一輩子信仰共產主義，相信這是對抗不公正社會的一種武器。然而不抱這種想法的人，如何審視20世紀前半葉的動蕩年代呢？
喬治·斯坦納是當今世界上最博學的人文學者之一，寫作時信手拈來就是典故，讓人感覺像是在炫學。他和霍布斯鮑姆一樣至少掌握了七八種語言，這種人在中國早就成大師了，這在西方卻是人文學者很常見的一種專業訓練。
斯坦納的父親是猶太人，曾任奧地利中央銀行資深法務人員。盡管擁有大好前程，他卻總有一股不祥的預感。在閃亮耀目、自由開放的維也納文化下，他嗅出一種對猶太人有係統的、教條式的仇恨即將爆發。1924年，他帶著家人離開維也納，移居巴黎。五年後，斯坦納出生。
斯坦納的父親精研法律和經濟學，並廣泛涉獵思想史、生物史、藝術史等領域。盡管他從事金融業，卻不希望兒子步他後塵：“我寧願你不了解債券和股票的差別。”他希望兒子日後成為一名教師或治學嚴謹的學者。斯坦納不負所望，晚年他深情回憶父親的啟發式教育：“一直要等到我把讀完的書寫下摘要，讓他檢查過後，我才可以買新書。如果我不懂其中某個段落，我得大聲讀給他聽，我父親的選擇和建議往往令我大為讚服。通常念出來後，我就明白了。如果我還是不懂，就得把相關的部分抄下來。這麼一來，就能夠豁然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