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納從小學習法文、英文和德文三種語言，以至於分不清母語是什麼，同時還跟隨一位逃難的學者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快過六歲生日的一個深冬之夜，父親的一個舉動影響了他的一生。父親以前講過《伊利亞特》[34]的故事給他聽，他一直想閱讀這本書，但沒有得到允許。那天晚上，父親打開一本1793年的德譯本，指導他閱讀。父親發現有些地方譯得不夠完整，就攤開希臘文原著查看，然後反複朗誦，也讓斯坦納跟著一起讀。那天晚上父親種下的這顆種子日後慢慢發芽，最終斯坦納成為一位馳名世界的人文大師。
二戰時期斯坦納一家逃離歐洲，移居紐約。那個恐怖的時代讓斯坦納目睹了人類的殘酷無情：“‘語言動物’能夠以無比的勇氣、利他精神與關愛來行動，但同樣地也會有野蠻、自私、搶地盤心態，以及各種形式的不理性行為，他/她的知性怠惰與物質貪婪習性是無止境的。這種奇怪的雙重性會為了毀滅的目的而毀滅。野蠻部族是一個極端，街頭破壞者又是另一個極端。人們從虐待行為裏找到複雜的滋味。”
作為一名人文學者，斯坦納發現“同樣的物種也發展出各種完全無私心的熱情和精神層次的技藝。純數學、音樂、詩、哲學玄想、某些藝術模式，全都是無私心的。它們存在，燦然光耀，毫無用處”。在曆史的無人性與冷漠之中，最純粹的藝術家將“無用”發揮得淋漓盡致，由此“構成了無與倫比的尊嚴，殘忍我族的‘高貴尊榮’。或許這種數學家、作曲家、詩人、畫家、邏輯學家或認識論學者的‘驕傲’，和宗教或世俗的聖人在某方麵救贖了人類”。
偉大的藝術往往麵臨著被迫害的危險，藝術家有時要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斯坦納說：“未被道出的個人貧困、荒謬、孤立、默默無聞，更不用說基於意識形態-政治理由而加諸的極刑，一直伴隨著偉大藝術、文學，或是哲學研究的誕生。”嚴肅文學、音樂及思想往往在暴政下產生。詹姆斯·喬伊斯[35]說：“擠壓我們，我們是橄欖。”博爾赫斯[36]補充說：“檢查製度是隱喻之母。”越是在極權統治下，藝術家的心靈可能越閃亮。
斯坦納是個有點保守的、老派的精英學者，討厭時髦的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等一大堆五花八門的理論。他認為如今高雅藝術失去了耀眼的光芒，逐漸消逝在通俗文化的口水之中。他慨歎“在資本主義晚期，金錢大聲咆哮，將時間和空間包裝起來”，但他覺得文人沒有權利去強行推動“高等”文化，把深奧的東西硬塞給普通人。
斯坦納認為，我們需要一種不再殘酷的政治製度，讓20世紀折磨人類的痛苦不複存在。“開放民主的社會是有療效的。它們努力緩和痛苦、降低仇恨。”他自認為是柏拉圖式無政府主義者：“我的政治總之是嚐試支持任何社會秩序，即使隻是最起碼地，能夠降低人類環境的仇恨與痛苦的累積，讓隱私與優異均有喘息的空間。”
（主講梁文道）
《自我分析綱要》
知識分子不是超人
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法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1954年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哲學係。1982年起任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deFrance）社會學教授。著有《區隔：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等。
知識分子參與政治行動，比如街頭示威、聯名上書，其實是在投資聲望。
現在哲學很冷門，然而念哲學的人總有一種自豪感，覺得哲學乃各門學問之中的“國王”，是“知識中的知識”。他們自認為思考的是人類世界最重要的問題，比如生命的意義、知識如何產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