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社會學大師皮埃爾·布爾迪厄本來是念哲學出身的，後來卻反叛了。身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法國思想家之一，他不像福柯、德勒茲[37]、德裏達[38]、巴迪歐[39]這些人以哲學家的麵目出現，也不像羅蘭·巴特[40]以文學批評家的姿態出場。他有一套很嚴謹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比如統計、田野調查、實證研究，在法國學術界顯得有點另類。
1951年，21歲的布爾迪厄以外省鄉下人的身份踏入法國“精英大學”-巴黎高等師範學校[41]。這所學校不同於一般的師範院校，是法國真正意義上的最高學府。在全法國“學院中的學院”念哲學，很多人覺得自己與眾不同，可以主宰一切知識領域。布爾迪厄看不慣這種態度，他覺得哲學家明明生活在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卻自以為能夠對整個世界發聲；他們跟現實相當隔離，又不喜歡具體的實證研究，隻是一味空談理念，提出一些非常激進甚至不負責任的主張。
布爾迪厄猛烈批判以薩特為代表的公共知識分子，指責他們自以為是“全能知識分子”（totalintellectual）。薩特給人製造出一種錯誤印象：知識分子可以獨立於任何權威，仿佛生活在真空中。布爾迪厄不相信知識分子能夠完全獨立，不受社會的製約。那些自認為在思考最重大問題的哲學家，常常忘記思考一些最基礎的問題：是誰讓他們過上這麼好的生活，天天坐在咖啡館裏跟人聊天？是誰讓他們擁有如此聲望，大家要洗耳恭聽？這一切依賴於各種社會條件，諸如學術機構的支持、大眾媒體對“知識明星”的追捧等。
為什麼知識分子總是上電視？布爾迪厄認為是為了聲名。知識分子參與政治行動，比如街頭示威、聯名上書，其實是在投資聲望。站在社會運動的前線，在別人看來似乎是在冒險，對知識分子而言，卻是賺取聲望的好機會。
身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布爾迪厄一生奮力了解社會各個麵相潛藏的規則，然後試圖提供理論說明。他總是用非常客觀冷靜的眼光，“毒辣”地分析每個人所受製的社會結構。《自我分析綱要》（SketchforaSelf-Analysis）是他逝世前一個月寫成的類似自傳的書，但他堅稱這不是自傳。他用以前剖析別人的那套嚴苛方法來分析自己，隻可惜這本書太薄，並且他對自己的剖析也不夠嚴酷。布爾迪厄曾經無情地抨擊法國的學術體製，認為它非常不公平，隻遴選出少數精英，而這些精英的父輩本來也大多是精英。盡管如此，他本人卻在這種學術體製下獲益良多：出身鄉下工人家庭，卻能擠進法國最高學府，最後躋身學術殿堂——法蘭西公學院[42]。這個法國最古老的學術機構有點像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卻少很多，每一學科領域隻選一位公認最牛的學者任教授，然後由他自定題目公開法蘭西公學（CollègedeFrance）講課。
麵對法蘭西公學院的熱情擁抱，布爾迪厄曾幾次拒絕，然而最終不再推辭。就職演說是確認“精英中的精英”的一個重要儀式，他決定當天上台再次猛烈批判一通。雖然他討厭知識分子上電視，最終他自己也上電視開了學術講座，盡管內容是批判電視媒體[43]。這種頗有點像行為藝術的選擇或許是他處理矛盾處境的最佳方法吧。
（主講梁文道）
[1]江渭清（1910-2000），湖南平江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至1959年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因與毛澤東的老部下譚震林關係密切，深得信任與重用。1996年出版《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
[2]《資中筠自選集》按題材分為五卷-《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閑情記美》，2011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