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不在我》
知錯就改？不！
卡羅爾·塔夫裏斯（CarolTavris，1944-），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任教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著有Anger：TheMisunderstoodEmotion（1982年）、TheMismeasureofWoman（1992年）等。
艾略特·阿倫森（ElliotAronson，1932-），美國心理學家，曾任教於哈佛大學等高校，唯一獲得美國心理學會授予的傑出寫作、教學與研究三項大獎的心理學家。著有《社會性動物》《社會心理學》等。
我們永遠喜歡將手指向別人，就連舉世公認的暴君都覺得自己是好人。
每隔一兩年就有人預言世界末日的降臨，假如預測失誤，他們會覺得自己太傻嗎？不，他們更堅信原來那套看法。1954年12月21日，美國曾經有一幫人相信世界會毀滅。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1]混進人群中，想知道萬一預言不準會發生什麼事。
12月20日，這幫人聚在一起祈禱，非常惶恐地等待飛碟來接他們。午夜時分，院子裏沒有飛碟出現的跡象，人群開始有點緊張。半夜2點，飛碟還不來，他們越來越焦慮。淩晨4點45分，領導者瑪麗安·科琪（MarianKeech）說她感應到新啟示，世界全靠他們堅定的信仰和祈禱獲得拯救。這幫人本來很絕望，聽了之後欣喜若狂。信念堅定的成員打電話向媒體報告這個“奇跡”，抓住行人宣揚他們這套信仰。預言失敗並未擊倒他們，反而讓他們更固執己見。
費斯廷格由此獲得靈感，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念——認知失調。當人懷有不一致的認知、態度、信念時，就會產生這種精神緊張狀態。一個人明知抽煙不好，自己卻是老煙槍，心理壓力就很大。為了減輕不適感，最好是戒煙，戒不掉就用一套套說辭來說服自己，比如說有些人戒煙之後身體更差、有些人抽一輩子煙也長命得很……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錯不在我》一書正是研究為何我們明知犯錯卻不肯認錯，反而發明更多說法來維持原有見解，甚至將錯誤變成證明自己正確的新證據，在錯誤的道路上愈行愈遠。
我們對認知一致的需求如此強烈，以至於麵對反證時，會想方設法加以批評、扭曲或者去除。這種偏見會延伸入潛意識。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性取向歧視等，有時是我們維持自我一致性的產物。比如某一族群的人很令你討厭，而你覺得自己是好人，不能隨隨便便討厭無辜的人，於是找出一堆歧視的理由。每個民族都會編造一些歧視其他民族的理由，這是一種自我辯護和自我調節。
我們無法接受自己也是一個壞人，有些機關甚至養成“我們是正義聯盟的一分子”的心態。檢察官常常做出錯誤的檢控，即使被揭發也不認錯。一想到讓無辜的人莫名其妙被關押了幾十年，他們為了不否定自己的能力，就會努力證明自己不可能犯下這麼嚴重的錯誤。
有很多外在誘因讓他們否認自己的誤判，而內在誘因讓他們相信自己是正直的、有能力的人，從來不會隨隨便便將人定罪。當新證據攤在眼前告訴他們相反的事實，他們會認為證據不夠充分，這個人一副壞人模樣，無論如何總會犯罪。
我們很難承認錯誤，久而久之就會覺得自己正確，錯的永遠是別人。大部分人認為對抗外敵時，政府一定是站在我們這邊的，所以政府幹什麼都是對的。當年美國莫名其妙去炸伊拉克，盡管後來證實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子虛烏有，但很多美國人相信隻是尚未找到證據而已。他們太信任既有信念，證據再多也無法推翻成見。
就連舉世公認的暴君都覺得自己是好人。有學者訪問幾位著名獨裁者，包括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薩[2]，他們都宣稱謀殺乃至吃掉敵人都是為了國家好，不然就會天下大亂。他們不認為自己是暴君，反而覺得自己是為國犧牲，是挨人痛罵的最大愛國者。
有位作家寫道，身為出於愛而壓迫人民的人，所產生的認知失調程度可總結為“小杜瓦利埃在海地”。海地以前是個獨裁國家，有張傳單寫著“身為海地不可逆轉的民主奠基人，我願意接受曆史法庭的審判”，簽名則是終身總統讓-克洛德·杜瓦利埃[3]。就連希特勒都說德國人隻是在“自衛”而已，因為一戰戰勝國用《凡爾賽條約》羞辱德國。
我們永遠喜歡將手指向別人，就連夫妻吵架也是這樣。偏見形成之後，我們將對方的優點當作背景視而不見，隻注意對方的缺點。我們對偏見的維持，有時比維持婚姻、友情、親情還重視。
（主講梁文道）
《懷舊製造廠：記憶、時間、變老》
人老，記憶不老
杜威·德拉埃斯馬（DouweDraaisma，1953-），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心理學史教授，專攻人類記憶的本質和運作方式。著有《記憶的隱喻：心靈的觀念史》《誤入歧途的心靈》《為什麼隨著年齡的增長時間過得越來越快-記憶如何塑造我們的過去》等。
很多人到了七八十歲忍不住要寫自傳，這其實是一種記憶驅使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