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要求中小學生必須穿校服。在中小學生中，男生要求穿短袖白上衣和藍褲子，女生要求穿淺藍色的短袖襯衫，下穿深藍色裙子，全身製服。學生如不按規定穿統一整齊的校服，便不準進入校門。
國家對大學生、政府官員、公務員及其他公職人員的服裝未作統一要求，但也要幹淨整齊。
1970年代，蒙博托總統大力推行真實性運動，政府曾對男性公務員的著裝有統一規定，並為此專門設計了相應的服飾，即“阿巴科斯特”，其含義是“打倒西服”。這種服裝的褲子與西褲一樣，但上裝獨特，有點兒像中國的中山裝，不過衣領樣式剪裁為尖頭大領。阿巴科斯特一般用深色毛料製作，作工較精細。
穿著阿巴科斯特時，脖子上要圍一條小圍巾，與衣領相稱，上衣左上方的口袋裝一塊疊好的手帕，露出一小截，並佩戴有人民革命運動黨標誌的胸針作裝飾。由於公務員絕大多數為男性，女性較少，當時沒有專門為女性公務員設計的服裝。男性休閑時，喜歡上身穿肥大、寬鬆的花布無領短袖衫，或“和尚服”式的長袍，長曳拖地。
1990年紮伊爾實行多黨製後，政府不再要求公務員必須穿阿巴科斯特，穿西服上班的開始增多，但蒙博托的堅定支持者在公共場合仍喜歡穿阿巴科斯特。
蒙博托總統的比利時籍服裝設計師曾為我親手設計做了兩套阿巴科斯特服裝，回國後我還時常取出來穿著，以示懷念在蒙博托總統身邊工作的那些日子。
◎剛果（金）國家劇院舞蹈團表演的傳統舞蹈
◎班頓杜省蘇庫族現代舞蹈
前麵提到總統夫人的黎巴嫩美發師為她修飾發型，美容美發，那麼紮伊爾普通黑人婦女的發型是如何梳理成的呢？紮伊爾黑人婦女特別是姑娘們的發型服飾可謂奇形怪狀，千姿百態，變化多端。姑娘們在追求美發上可謂費盡心機。梳頭紮辮時，姑娘們互相幫忙，甚至三四個姑娘為一個姑娘梳理發型，一般需要一兩個小時，甚至三四個小時。她們從商店買來一種特製的黑色細絲發線，以發線為依托，把梳理後的一簇簇頭發編在每根發線上設計成各種發型。這就需要姑娘們的巧妙手工，並飾以彩帶、貝殼等頭飾，相當美觀漂亮。
常見的姑娘發型
作者身著“阿巴科斯特服”在法國戛納留影
有“井字型”、“丁字型”、“梯田型”、“蘑菇型”、“多辮型”、“浮雲型”等等，不勝枚舉，不下上百種。姑娘們每梳一種發型，一般保持一個星期或十天左右，洗頭不受影響，下次梳理時必然會換一種自己喜愛的新樣式。
追求發型的奇異變化，以此為美，是黑人姑娘固有的服飾審美標準。
黑人中年婦女一般喜歡戴假發或紮“包頭”，比較方便，節省時間，不必像姑娘們那樣梳理各種發型，費時費事。包頭的布料顏色或圖案與所穿衣服協調，紮結方式多種多樣，形狀奇異多變，別出心裁，在非洲常被視為時髦的標誌之一。
由於曆史文化的原因，黑人女性一般沒有穿長褲的習慣，而喜歡穿有各種印花圖案的長袍，或是稱為“巴依”的傳統裙子。“巴依”在紮伊爾中青年和老年婦女中最為盛行，它是由三塊各種圖案的花布組成，分三層，長短不齊而又十分巧妙地束在腰間。必要時可解下一塊兒包住背上的孩子。白天“巴依”是◎文化聯歡節剛果（金）舞蹈婦女的衣著，晚上解下來也可以作鋪蓋用，鋪半塊兒蓋半塊兒。“吃飯靠上樹，穿衣三塊布，花錢靠援助”，紮伊爾三句俗語的第二句可能由此而來。
女人們特別喜歡紅白兩色的服裝，因為這兩種顏色在充沛的陽光下能與黝黑而細膩的皮膚構成鮮明的反差對比，色彩明亮、鮮豔，可襯托出黑人女性豐滿健美的特有風采。
黑人在衣著上對顏色的審美追求，引起旅非各國畫家的濃厚興趣，黑人女性成為人物畫創作中最引人注目且別具風格的表現題材。
2
“你見過多大的小孩兒生小孩兒”，這句話咋一聽怎麼這麼繞口，回答：我見過不滿十歲的小孩兒生下了小孩兒。這句話猛一聽又這麼不可理解，但千真萬確。
這是發生在蒙博托總統家鄉格梅納鄉村的一個真實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女孩兒和一個年僅十一歲的小男孩兒同居生活後，早產生下一個小女孩兒。我見到這可憐的孩子時她已經有兩個月大小了。
那次，我陪蒙博托總統到了格梅納，白天醫療點的隊員們都去醫 院上班了，駐地隻留下劉繼友師傅、一個黑人幫廚和我。閑來沒事，我們三人在芒果樹下石板凳上閑聊，大芒果樹上不時有熟透的芒果自然掉在地上，發出“嘭、嘭”的聲響。我不經意地盯一眼樹上的芒果怕掉下來砸在我頭上，還不時地望一眼駐地大門口。這時劉繼友師傅養的一條大黃狗“汪、汪、汪”地叫了起來，大門是關著的，隨著狗叫聲我朝大門口走去，準備開門看看門外有什麼情況。
在紮伊爾有一件怪事：在黑人地盤兒上中國人養的狗從不咬中國人，生人熟人都不咬，也很少叫，但唯獨咬黑人，不咬也猛叫，生人熟人也一樣，就連中國人雇的黑人幫工、黑人司機也同樣，狗對他們狂叫。
這狗叫得太歡實了，一聽就知道來的是黑人朋友，而且是常來的人。果不其然，當我牽住了黃狗，開了大門，見門外站著一個戰戰兢兢、回答問話唯唯諾諾的十來歲的小男孩兒，他赤腳、穿短褲、光著脊背，肩背一個破舊編織小口袋，內裝估計有一二斤重的豆類物品。我把小男孩兒引進了大門，不遠處在樹下的劉師傅也招呼進了大門的小男孩兒，但他不敢快走奔向劉師傅，而是躲在我身子左後側不遠處慢行，因為我右手還拽著狗哩。
來到樹下，我把黃狗拴在離夥房不遠處的一根木樁上，去廚房找了兩塊豬骨頭扔給了黃狗。黃狗便不再朝來的黑人小男孩兒汪汪叫了。
我走到芒果樹下，問小男孩兒：“幹嘛來到中國人家裏？”男孩兒答：“賣花生，你買嗎？大夫。”男孩兒隨口反問，倒也不認生了。這時劉師傅搭腔：“你猜他多大？”指著男孩兒問我。我回答：“十歲左右吧。”劉師傅答：“對嘍，十一歲，而且是一個兩個月孩子的爸爸了。”劉師傅的後一句話讓我吃驚不小。我回過頭來問站在一旁看我和劉師傅對話的男孩兒：“你有孩子了？”他點頭稱“是”。我又問家在哪兒，遠不遠？他手指大門外的一個方向，說不遠。我說：“走，帶我去你家看看。”男孩兒看了我和劉師傅一眼說道：“我還賣花生呢，用賣花生的錢買玉米麵做飯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