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這部小說中，西門慶這個人物最具有現實意義和時代特色。
這是個心理和行為都很複雜而且時時刻刻都遊蕩在他那個時代的上、下層現實社會海洋中的人物。西門慶既不為傳統的文化觀念所局限，又難以擺脫它的束縛；他既身染社會流行和崇尚的庸俗習氣，又具有讓自己周圍正經與不正經的人們都佩服、敬重的言行作為；他既想使自己的商賈事業通四海、達三江，使自己成為新的經濟力量的核心，又不得不依附著權勢而小心前進。在傳統王權的重壓之下，一個破落財主出身的生藥鋪老板竟能左右逢源，逢凶化吉，發展自己的買賣，擴大自己的經營，成為當地的富商豪賈，在生活上享受奢侈，成為眾人矚目的全縣數一數二的大戶，可見生財之道與享樂之術都是很有一套的。可以說，在西門慶身上，突出地體現出16世紀前後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某些方麵的特征，反映出較為發達的中國東部地區的商業小社會中，處於嬰孩階段的資產者們發展成長的某些特征，而這一切，既反映出傳統文化的某些方麵的積澱，也反映出時代文化的某些方麵的氣象。
一、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賈依憑較優越的經濟條件參與政治，不過隻是從王權統治者那裏分到“一杯羹”
縱觀中國數千年王權政治文化，不能說是沒有“法律”治國之時、之人、之事，但最基本的、也最重要的是“權”治。建立在血緣世襲製和科舉考試製基礎上的權力繼承與權力配置，使得君主們能在這塊既廣闊又封閉的國土上具有僅比天矮一級的權力，使得數萬名官僚在千百塊既統一又分割的區域裏握有生殺獎罰的特權。“權”治的實質便是“人”治。這種專製製度對於土地遼闊、人口眾多卻又生產落後、精神蒙昧的國家來說，是具有相當大的效果的。但是到了明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隨著市民階層力量的擴大，隨著“邪端”思想對正統思想的挑戰，王權專製政權已經開始難於一手遮天，“權”治已經受到了在社會各個角落逐漸顯示出其巨大力量和誘惑力的金錢的衝擊。雖然還不能說“金錢萬能”，但有了錢就有可能得到一切，就有可能滿足一個人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麵的需求，也有可能讓一個人從官府的判罪案卷中解脫出來。這在城鎮和商品經濟較為發展的地區已不是奇談怪聞。尤其到了明中葉，一麵是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另一麵卻是國庫日益耗空；一麵是商人有條件追求奢侈的物質和精神享受，另一方麵卻是許多官僚索賄受賄，或彌補微俸薄祿之不足，或奢淫侈樂，醉酒迷色。權力常常在金錢麵前屈膝，賣官鬻爵聽起來可恥，也不合祖宗家法，但它卻可以極快地填補國庫的一部分空虛，也可以為當權者的驕奢淫樂提供一部分物質保證。於是公開納官與暗地賣爵已不是偶然的醜聞。貪贓枉法、見利忘法，比比皆是。明初洪武皇帝朱元璋曾嚴懲了許多貪官汙吏，並苦口婆心地反複勸戒子孫和下臣，但沒有徹底解決問題。乃至到了明中葉，上自學士、太師，下至縣丞、典吏，貪財受賄成了習氣。嘉靖、萬曆兩個長壽皇帝也隻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隻顧自己的事去了。像海瑞那樣一生克己奉公，儉樸事君，到死時，連殮葬自己的費用都沒有的清官廉臣如鳳毛麟角。而像李贄那樣於世獨立而被後世譽之為偉大思想家的人，在任姚安知府之前，度日艱難，朝不保夕，隻是在上任知府之後，由於有各項“常例”和其他“外快”，才補上官俸不足。看來，在《金瓶梅》和明代其他小說、戲曲中常出現的“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這句俗語不隻是一種觀念，而且更是一種現實。金錢突破了王權專製的一統天下，持有金錢的市民已經開始從“重農抑商”的傳統經濟觀念和生活觀念中解脫出來，以自己的優越的經濟條件與王權貴族們平起平坐，進而也能取得政治上的某些平等或某種程度的平等，進而用金錢買到權力，參與政治。
西門慶是一個“清河縣破落戶地主，縣門前開生藥鋪，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好些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這種人，無論從出身來看，還是從表現來看，按中國的傳統觀念，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很有可能成為貴族豪門教育子弟的反麵教材。但時代已經不同了，這種人由於“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甚至“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經濟地位對一個人的政治地位、社會聲望有如此重大的決定意義，是先前少有的。
西門慶無高貴的出身，也不讀書，也就談不上參加過什麼科考，這種人在社會上，尤其在官吏中間本是被不齒的一類，但他有錢，便可使得諸多官僚吏員直至中央大臣為他服務。
武鬆為兄被害一事告了西門慶一狀，西門慶忙“打點官吏，都買囑了”，於是縣官吏典便將此案不了了之。
武鬆找西門慶複仇，誤打了李外傳，被押進縣衙，西門慶在衙門裏再次遍行賄賂，原來佩服並重用武鬆的“縣主一夜把臉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