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將宋惠蓮的丈夫來旺兒徹底清除，西門慶下了“100石白米”（這是明代中晚期官場賄賂的“術語”，即100兩銀子，以白米暗示白銀，而黃金則用黃米暗示）給夏提刑和賀千戶，於是來旺兒受盡酷刑，差點喪命，被押回原籍，家破人散。後來，惠蓮的父親也在貪利枉法的官吏重刑之下，傷病交加，蒙冤而亡。
主辦案件的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李邦彥，在500兩白銀的“禮物揭帖”麵前認為“500兩全銀隻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慶”，使西門慶從黨案罪罰中解脫出來。
蔡京，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崇政殿大學士，在西門慶不斷送來的孝敬重禮麵前，一方麵無愧而受之，一方麵按西門慶的意思釋放鹽客，又為西門慶封官加爵，還把西門慶收為義子。有些厚遇，是西門慶自己都常常感到出乎意料之外的。
上麵所述，都是西門慶送金銀上門。《金瓶梅》中還有不少情節卻是各級官吏直接或間接地向商人索取金錢財貨。很有意思又很可笑的是，當這些得了“眼紅”病的官吏向西門慶索財求利時，有的讒涎欲滴卻又委婉曲折，有的一旦受遇受贈，立即肺腑托出，慷慨激昂，似乎是肝膽相照，恨見太晚，顯示出金錢在權勢麵前的極大能量，頗具諷刺意味。
新狀元蔡一泉奉敕回籍省視，路經西門慶家，私下討路費，想不到西門慶不僅盛情招待酒飯玩樂，又送金緞一端、合香三百、白銀100兩，於是便來了個“固辭再三”，還說，“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腆”，其實是嘴推心就。到後來，這位蔡狀元已是巡鹽禦史，這可是個肥缺，他又同宋禦史來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這次光酒席就開銷了1000兩金銀，最後連同再送的酒席，還有酒、羊、絲、緞和金銀酒具盤筷之類，各人又送一套。宋禦史高興地先走了一步，蔡禦史則下榻西門慶家。他對西門慶家中的擺設和富貴氣象，慨歎不已，自歎不如；對西門慶又安排優伶歌唱和妓女侍寢，更是感激萬分。第二天分手之時，這位朝廷命官竟“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
那位宋禦史大人也不相上下，他後來再次來到西門慶家，見到一座做工奇巧的八仙捧壽鎏金鼎，便誇讚不已，並且這樣對身邊的官員和西門慶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裏，替我捎帶這一副來送蔡先生，還不見到，四泉（西門慶）不知是那裏得來的？”這一索要真可謂得體有方。西門慶當然深知“醉翁之意”，隻得忍痛割愛，派兩名排軍將鼎送了過去。
不少官員也看中了西門慶的萬貫家財和超級的生活享受，紛紛以各種各樣借口來“沾光”。要西門慶代辦酒宴款待各自的上司來賓便是其中一種。像宋禦史接欽差黃太尉，安郎中為九江大尹蔡少塘（蔡京的九公子）接風，宋禦史又請侯巡撫，汪參政、雷兵備、安郎中等人為浙江本府趙大尹升大理寺丞設宴慶賀，等等。這些“作東”的官員所出資金往往不足請客費用的尾數，實際上是官僚們向富商人家“打秋風”。
明朝各級官員的俸祿雖然各代情況不一，大致上是這樣的：當朝正一品月俸為90石左右，從九品官僅5石上下。而西門慶的一天正常收入，幾個鋪麵加在一起，就可有數十兩左右，相當於一個中級官員的月俸。額外收入更為可觀，常常是數百、數千兩銀子進進出出。明朝官員不僅俸祿低，而且皇帝的獎賞也相當低微。皇帝禦批的工部工完獎，蔡京的賞銀為50兩，僅僅是西門慶一次送給李邦彥禮金的1/10，更是西門慶給蔡京拜壽賀禮的小零頭。小官員賞銀僅5兩，或絹2匹（嘉靖、萬曆年間一匹絹約合銀7錢），這與西門慶隨手賞給妓女或優伶的小費等量。如此這般，怎不會刺激各級官員去羨慕像西門慶這樣的商賈，並且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大大小小權力為西門慶這樣的商賈服務呢？所以西門慶可以用錢作前導，使自己由“一介鄉民”變成一個“山東提刑所理刑副千戶”（從五品武官），又升為“正千戶掌刑”（正五品武官），還成了蔡京的幹兒子。進而可以和各級官僚們稱兄道弟，平起平坐，光宗耀祖。
這一切，實際上反映了當時這樣的一個社會現實：掌權者以公權謀私利、肥私囊；有錢者以私錢取公權，得政治地位，權力與金錢已形成了一種交易。這種交易是封建統治者不能承認，但又不得不做，甚而發展到熱衷於此道的；這種交易也是一般的商賈市民所料不及，但又願意並追求的東西。戴上烏紗帽，坐上虎皮椅，光宗耀祖，出人頭地，本應是從祖輩手上繼承或在“十年寒窗苦”中拚得。現在，這些既無繼承血緣，又不曾“鄉試”、“會試”的商賈，竟憑著手中的金銀財貨便可以輕易得到，從而改變幾千年來“末流”的社會地位。難道不是所料不及而又夢寐以求的嗎？這是中國16世紀前後在社會上、尤其是在城市社會中的一個很有特征意義的現實，是中國商品經濟、商賈階層發展道路上一個很有特征的文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