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必須看到，西門慶首先是個商人，而且是個“出類拔萃”的商人。他在行商坐賈的活動中，在處理自己的買賣與中央、地方各級官員的關係中，尤其是在出乎意料地得到官職之後，認識和體驗到了官吏們內心對錢財的渴望，認識和體驗到了權力對商業的好處，開始自覺地意識到經商者最好也能從政，以商養政，又以政養商，買賣才有長足的發展。不錯，商政結合必然敗壞政治，但是此時的政治是專製的王權政治，是已經開始腐敗而且必須敗亡的政治。西門慶從自己個體利益出發，走上商政結合之路，客觀上無疑是對已開始腐敗的王權政治注進了催腐劑，是對專製政治的一個衝擊。
當然，我們又必須看到，商人依憑自己的金錢，通過各種“買”的方式參政，弄個一官半職，畢竟不過是從王權統治者那裏分到“一杯羹”，中國商品經濟與依然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係，中國商業小社會與整個傳統大社會的重重疊疊的關係，中國商人在觀念和政治上與傳統文化觀念和專製政治既有繼承又有碰撞的交錯和統一，使得已有一定力量的商賈們在與王權政治發生關係時，表現出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缺陷。
二、中國王權專製政治統治了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得不依附在這棵已經開始腐朽的大樹上，中國資產者從他們誕生之初，便顯現出難以獨立發展的弱點中國古代的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或政治樞紐，尤其在先秦，都、城具有極鮮明的等級色彩和宗法內容，然後才成為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或樞紐。有些市鎮，特別是隋唐以後的市鎮的建立，雖然是由於經濟、文化原因，但立即會建立起相應的由國家專製政權全麵把握的機構而顯示其政治性質與職能。中國古代城市文化的這一很不同於歐洲古代城市文化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僅不可能脫離專製“權治”範圍，更不可能“獨立”。
這樣，市民階層便相當複雜了。到了元明時期，市民中有因故流亡他鄉的農民，有本地破產的中小地主和農民，有小手工業者，有作坊工人，還有為數不少的商賈、貴族、官宦、吏員、差役等等。其中，較大比例的商賈隊伍是新的經濟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成員又多為破落戶、官僚、貴族、豪門中求利經商者。他們身上的細胞多數還屬於傳統的，屬於自然經濟範疇的。他們在人事上、政治上、思想上與專製王權有著十分複雜和密切的聯係。同西方早期城市中以商人和逃亡農奴為主體的市民相比較，中國商人的自我意識還相當薄弱。
而當時的王權專製的腐敗主要是表現在政治上，其傳統觀念與時代正統思想則由於根深蒂固而仍有著震懾人心的力量，王權政治也因為它是建立在以宗法製為主要特征，以家族、家庭為基本組織的基礎之上而具有超穩定性能。因此，中國的商賈階層雖然作為社會的一個階層存在，卻難以形成自己的經常性的集體力量，更不要說去爭得自由和權力。他們首先是生活在王權“權治”最嚴重的城市中的百姓。因此，中國的商品經濟到了十五六世紀雖然在生產力的推動下迅速發展，但由於當時的曆史條件，卻又使得它自己不得不依附在已經顯出腐朽之氣的王權政治之樹上，曲折而行。如果說，這個時期開始，中國的近代資產者萌發了嫩芽的話，那麼從事商品經濟活動的資產者們，從這個時候起，就一方麵想極力掙脫這令人窒息的繈褓，一方麵又不得不依靠這個繈褓站立起來，缺乏必要的獨立精神的中國資產者對王權專製的反動有其難以克服的軟弱之處。《金瓶梅》的作者當然是不可能以自覺的理性去認識到自己所處時代具有這種實質問題，他隻能以自己的感覺去批判社會。好在他那寫實之筆，從文學再現的角度為我們描寫了當時中國商品經濟發展中商賈階層這一具有特征性的表現。
一部《金瓶梅》，以西門慶的活動為中心。在西門慶的諸多言行之中，他的官場和商賈活動占了重要位置。他不僅對買賣行情了如指掌，也對官場十分熟悉。上自蔡京太師，下至縣中四宅，無一不識。他所交接的大官小吏，又都是一些握重權、掌實權的家夥。西門慶在官場上丟下的金錢不少，最主要的目的不在於升官發財，而是要保證自己生意順利發展。他很清楚自己的處境，雖有金銀萬千，卻無任何政治地位，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政治地位對自己的生意興隆有重大的因果關係，自己必須尋找靠山，結交官吏，築高自己的政治台基，以便獲得商賈生意上更高的利潤。這便是當時的“燒香拜佛保平安，交官結吏好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