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慶多次送厚禮給蔡京，甚至不惜金銀珠寶和少女同蔡京的大管家翟謙結親，目的便是尋找大靠山。他尋這座大靠山，最初的意圖是為了探聽消息，把自己從黨案罪罰中解脫出來。誰知出乎西門慶的意料，自己的錢財玉帛不僅解脫了罪罰，而且一夜之間竟從“一介鄉民”變成了五品千戶官，還成了舉國矚目的蔡太師的幹兒子，於是他越來越感到自己的金銀在官場上的作用；當上了千戶官，從官經商的極大好處更使他明白做生意對權勢的依賴性，所以他才會不斷地、大方地向各級官員贈禮送物、酒迎宴送。他將許多金銀花在這些人身上，將自己的生意綁在了王權權勢的大車上，讓它更快地發達起來。
西門慶書房裏有一個書櫥，這個書櫥不是用來裝四書五經的，裏麵盛的都是送禮的書帕和尺頭，書篋裏則全是往來書柬拜帖兒以及送節禮物賬簿。與其說這是送禮賬表，不如說這是“護商符”。西門慶不僅是一年三節處處周到，就是官哥兒滿月時，都必須準確周全地按這份“護商符”將能請到的官員都請來，蔡京的生日和其他官員來往經過，更是自然而又必須安排周到的。西門慶的發達，正是這份“護商符”保佑的結果。
諸官僚紛紛借西門慶家設宴迎客送賓，西門慶次次賠錢，賠得願意，因為這既是交結各級官僚的極好機會，也是向社會上炫耀自己的家門威風的極好機會。這兩者都是一般人難以辦到的。在西門慶的眼中，這些都是送上門的好生意，於自己的商賈事業有百利而無一害。比如，為宋禦史置酒宴迎接黃太尉一事，在西門慶家陪宴的就有巡撫、巡按、兩司八府官員二十多人，又有官吏侍從，“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得管待出去”。其結果，正如應伯爵所說：“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自這山東一省官並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戶添許多光輝，壓好些仗氣。”
西門慶在來往官僚身上下功夫，目的也是一樣的。如西門慶迎接蔡、宋二禦史，開銷相當大，然而“哄動了東平府，抬起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蔡禦史對西門慶的熱情款待萬分感激，在酒宴上就答應了“比別的商人早掣取你鹽3萬引一個月”。販鹽買賣在那時是可獲數倍利錢的生意，鹽引是當時官府發給商人運銷食鹽的專利憑證，300斤鹽為一引，3萬引即900萬斤鹽的買賣，其利潤是相當可觀的。這位蔡巡鹽禦史給西門慶不僅開綠燈，而且是早開一個月，西門慶怎會不發其財呢？蔡禦史還要宋禦史放了殺人犯苗青，開脫了西門慶貪贓枉法之罪，使西門慶又可以放膽為官經商，其“利”也就難以用金銀來計算了。
臨清鈔關有位錢主事老爺，常常收到西門慶的好處，於是對西門慶的過關貨物“青目一二”，為他偷稅漏稅大開方便之門。
在月息5分的同等條件下，商客們當然會來找有權有勢的西門慶借錢，因為他們認為，“不如這裏借著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應伯爵更是一語中的地說道：“不圖打魚，隻圖混水，借著他這名聲兒才好行事。”看來，西門慶以金錢換來的“山東提刑所理刑副千戶”、“正千戶掌刑”以及蔡京的幹兒子，不僅成了他依附權勢而發展商業的重要條件，也成了別人依附他、他又借此發財的優越條件。
李三帶來信息，朝廷改新蓋的艮嶽為壽嶽，下文要每省萬兩銀子的古器，他請西門慶拿出一半銀兩與張二官合做這筆買賣。可是，西門慶在問清了情況之後，決意自己一人包了。
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哪裏？”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這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鬆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來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乞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沒使就行到府裏，我也還教宋鬆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
一切果然按西門慶的意願進行了。這位宋鬆原大人就是那位連吃帶沾要走八仙捧壽鎏金鼎的宋禦史大人。如果西門慶不是隨後身亡，這筆買賣又將會給他帶來巨額收入。
西門慶利用官場，依附權勢，疏通商途，促進買賣，使自己的商賈事業取得了比一般商賈高得多的效益。但也正是這種現象告訴我們：新的經濟力量與舊的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密不可分，要求他們分離而各行其道是辦不到的，也許有的會因為沒有依附而倒下去，也許有的隻會慢慢爬行。而要求新的資產者與舊的統治者對立相抗，那他們隻會在王權專製的政治禁錮之中夭折。帶有上述特征的中國商賈階層，是中國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折時期的土特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