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富商的奢侈享樂與他們的巨富恐懼心理：王權政治拖住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
我們先來看看這麼一件史書略載而民間盛傳的事情：
明太祖戎馬倥傯，奪得天下，定都金陵（今南京）。為顯示京都氣魄，他要擴建這座六朝故都，將城牆加高加厚，城牆上可讓四輛馬車並馳，周圍96裏。當時吳興有一位富可敵國的大戶名叫沈萬三的聞聽此事，奏報太祖，願助築城一半，而且還請求犒賞三軍，每一位將士犒銀一兩。這裏，我們暫且不論沈萬三的動機如何，就當時國家“府庫虛乏”的實情來看，沈萬三的“讚助”於國、於民、於軍都是件好事。如果朱元璋此刻有清醒的經濟頭腦和寬大的胸懷，完全可以旨準並加褒獎此事。然而，朱皇帝老大不高興，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竟將沈萬三抓來京城問罪，要殺他。幸虧馬皇後勸了一句話，沈萬三才免去殺頭之罪，被沒收家產，充軍雲南。
這件事不僅表現出朱元璋不很清醒的經濟頭腦和帝王至上高傲“人窮誌不窮”愛麵子的心理，而且也直接表現出他對待富商大戶的鮮明態度。這一點也可以從當時馬皇後勸朱元璋的話中看出來。馬氏也許是出自好心，編出話來救沈萬三，但是我們還可以這樣理解，馬氏是這樣說的：“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誅不祥，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民富敵國不是不法，說得在理；以巨富為不祥，卻加上莫須有的罪名了。接下去推出不祥必遭天災的結論，欺己，欺人，也是欺天下。馬氏也許是出自好心，編出話來救沈萬三，但是我們還可以這樣理解，馬氏這段話如果不是她自己的思想，就一定是她把握了朱元璋的思想，否則，不可能產生免沈萬三一死的效果。
朱元璋出身貧苦，小時是個孤兒，不僅上無片瓦，下無寸土，而且走投無路。為了混飽肚子，他曾流浪，曾給有錢財主當雇工，曾進寺廟當和尚，直至投奔郭子興從軍。童年、少年時的艱難困苦使他恨透了財主富豪。這種階級感情曾激勵他勇猛殺敵，連連立功；這種非理性的感情也在他治國安民的政策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也產生了不良的後果。朱皇帝采取的是“讓步政策”，與民更始，休養生息。他在農本思想的基礎上，鼓勵開荒，興修水利，發展農業。他“鋤強扶弱”，“右貧抑富”，打擊了大貴族、大富豪，緩和了土地的集中，有利於千千萬萬從戰亂和貧困中熬過來的農民，等等。這一切，為明初的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條件。但是在起義時期奉行的“摧富益貧”和“殺盡不平”的行動綱領以及千百年來以小農經濟為物質基礎的“平均主義”思想往往導致“鋤強扶弱”和“右貧抑富”政策中的偏激。盡管朱元璋要力行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政策，使中等富家不受侵害，而且明初百來年這個政策基本未變，但是在實踐中也同樣存在偏激，致富的思想受到了壓抑。那些有辦法賺得錢財的商賈坊主，一旦手中的金銀積蓄到一定程度（相對而言，不令時人友鄰太眼紅的程度）便大肆揮霍，而不願在個人生活中繼續勤儉節欲，以更多的利潤去發展生產。有誰願意在這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專製社會裏，拿十萬、百萬的錢財去買充軍雲南邊地的罪受並遺害子孫呢？
經濟生活中的這種現象的曆史是源遠流長的，明代隻不過具有朱氏王朝的特征罷了。中國是個農業國，以農立國，有著十分悠久而又豐富的農本思想傳統。中國又是一個小農經濟的農業國，在整個的發展過程中，雖然也有過較大的發展時期。但總的趨勢依然是保守和緩慢的。直至原子能加電子計算機的時代，中國不少的農村山區依然靠刀耕火種的方式進行生產。生產力的落後給我們這個頗有繁殖能力的民族帶來的便隻是貧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