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曾精辟地分析過中國國民的經濟狀況，他認為：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隻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所謂的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孫中山先生的這一分析是站在整個世界的經濟生活麵前說出來的。的確如此！
然而，就在貧與不均的問題上，中國古代的許多思想家、革命領袖和統治者都曾經進行過分析，發表過自己的見解。令人驚訝的是，無論是聖哲賢人還是平民百姓，無論是保守的君主還是起義的農民，都認為中國的最大問題是“不均”。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話被人們輾轉複誦了千萬遍。他那崇高的“仁者愛人”理想卻給千千萬萬子孫們以持久的耐力盯住“不均”不放，堅信“均無貧”。人們似乎認為中國不存在著物質的缺乏，而隻存在著物質分配的不平均。於是出觀了“殺盡不平方太平”、“殺富濟貧均天下”、“有福同享”的口號和觀念。直到今天，我們的“鐵飯碗”、“大鍋飯”還沒有徹底打破。這些現實雖然表現方式不一，均等的思想程度不同，但實質上都是小農經濟土壤中產生出來的“平均主義”思想的分支。這種思想使人們的眼睛隻盯住現有的物質是如何分配的，而不是激勵人們如何去發展生產力，去創造更多更好的物質；當然，也就使人們往往醉心於“均等”的精神狀態之中，昏昏然，愕愕然，碌碌無為，“安貧樂道”。這種思想更嚴重的問題還在於：當曆史向前發展，生產力向前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出現了商品交換，商品經濟開始大步發展之時，“平均主義”作為一種極有力量的文化積澱而構成的社會心理，開始直接幹預新的經濟生活，其中尤其是越來越繁榮的商品經濟生活。與“農本”相對的是“商末”，與“安貧樂道”相聯的是“知足者常樂”，與仁義禮智信相關就出現了“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甚至“無商不奸”。“平均主義”借著這些東西在社會意識中對“富”展開了全麵的進攻；倫理觀念中的“修身莫過於寡欲”，“貨賄為賢所賤，德行為賢所貴”，“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存天理，滅人欲”；經濟觀念中的“財是怨府，貪為禍胎”，“貧窮自在，富貴多憂”，指金錢有“銅臭”，說金錢乃“萬惡之源”，論金錢為“身外之物”，等等。這一切，對中國曆來從事商品交換的商人來說，是一個極其沉重的心理負擔，甚至延續至今，屢見不鮮。這樣，我們再回過頭去看看朱元璋對沈萬三的態度和馬皇後的那段話便不難理解了。
物質基礎當然有它突出而又鮮明的相對獨立性和主動性，傳統的觀念文化也好，當時的政治文化也好，對物質基礎可以產生極大的影響作用，而不可能完全左右它。否則中國社會經濟將會永遠陷在貧困的“桃花源”的泥潭中，用刀耕火種的方式熬日月。商品經濟發展到明代中葉，不僅顯示出它對全國物質交流和生產發展的重大意義，也顯示出對經商者的利益關係。
明代中晚期，蘇州地區有這樣一首民謠：
農事之獲，利倍而勞最，愚懦之民為之；工之獲，利一而勞多，雕朽之民為之；商賈之獲，利三而勞輕，心計之民為之；販鹽之獲，利五而無勞，豪滑之民為之。
四者相比較，誰人願意做那些吃力不討好的農事手工？所以，在農村有不少農民，在城鎮有不少市民，甚至有許多官僚、地主以至皇親國戚紛紛經商營賈。物質基礎上的變化衝擊了思想意識領域，構成了思想文化的新特征。重農輕商的思想出現了受異議的局麵。統治階級內部也出現了不同的看法。張居正大力主張隻有“厚商”才能“利農”。在思想觀念領域，也出現了士農工商皆可稱賢的意識：“豈必仕進而後稱賢乎？”不少讀書人，不少書香名門之後投筆從商。在一直被認為有“銅臭”是“萬惡之源”的金錢麵前，不少人的欲望和激情被調動起來了。
如果中國的商品經濟依此向前，如果商品經濟能給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和整個意識領域來個翻天覆地的變革，尤其是給那些緊抱傳統觀念不放的人們來個大衝擊，或許中國的經濟狀況會比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大不相同。對明代中晚期商品經濟發展的估計我們還不能拔得太高，對囿於中國王權政治和傳統觀念之中的物質基礎的獨立性和主動性也不能太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