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地說，我們別講一生，就是一年就會遭遇幾部或十幾部愛情小說或電視連續劇。幾乎很難再讀到愛情小說精品。電視連續劇裏的愛情故事，更讓人乏味。甚至有一群受庸俗的情愛故事傷害的深沉的讀者，拒絕再看所謂的愛情小說或電影、電視劇。然而，當我們走進身處清朝末年的美女牡丹的情感世界時，我們還是被有性格的牡丹吸引。她那魅力四射而又情火滾燙熱辣的性情，即便當今也很難有男人能夠擋得住。林語堂當然不是在這裏寫一個隻知淫欲的蕩婦。他在賦予了他筆下人物牡丹鮮明個性特征的同時，還賦予了她全新的感情和性愛理念，這種理念恰恰與封建的倫理觀、性愛觀背道而馳。從這個意義上講，牡丹就是封建時代的一個叛逆。她的叛逆方式不是造反或革命，作為一個女人她不具備這樣的力量。她的叛逆緣起於她火熱的青春和強旺的生命力，她用她獨特的愛的方式和情的力度，大膽地向著陳舊的封建社會“好女不嫁二夫”之婚姻觀進行猛烈的橫掃。在我看來，抨擊封建舊倫理、舊道德有許多種方法，思想啟蒙可能最有效，革命行動可能最有力，文化教育可能最耐久，但從情感和性愛的角度進行，可能最耐人尋味。情感和性愛最個人化。假如每個人都把情愛建立在追求自由自主和解放開放的理念上，那麼封建倫理觀、道德觀不就蕩然無存了嗎？林語堂通過塑造牡丹這樣一個鮮活的人物形象，賦予了她反封建禮教的深刻蘊涵，我以為是生動而成功的。
《紅牡丹》這部小說有許多大膽直露而正麵的性愛描寫，甚至於有相當的性心理表露、性動作演示、性語言交流、性欲望傾訴……一些不負責任的論家對此反感，於是將牡丹這一文學形象定位在“蕩婦”上，這顯然是膚淺理解的表現。文學創作的規律一再表明，情節和細節是為人物塑造服務的。在小說中，作者不過是從性愛的角度出發，將性愛描寫當做一種手段，通過性的一係列描述，完成其塑造人物的任務，達成用人物形象說話的功效。
林語堂的《京華煙雲》，新世紀初年在國內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在央視播出後一時轟動大江南北。國人這時對林語堂的認識逐漸擴大和深化。林語堂在開卷前寫下“獻詞”：
全書寫罷淚涔涔，獻與殲倭抗日人。
不是英雄流熱血，神州誰是自由民。
作者從清末民初下筆開始寫起，描述了孔氏、孫氏、姚氏、曾氏等幾個家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波三折悲歡離合的情感故事。有論者評說，這部《京華煙雲》，不在於故事的離奇巧妙，不在於語言的精美華麗，也不在於人物性格刻畫得怎樣栩栩如生，而在於這部作品有著深厚的文化情思和哲學底蘊。我卻以為，小說不是哲學不是論文，不需要太多的理念，那樣或許會跌落進概念化的泥淖。林語堂這部名著，雖不乏中國深厚的鄉土氣息，不乏民間濃鬱的民俗風味，不乏清末民初傳統的清規戒律，讀者也能從中讀出厚重的哲學思蘊，但我還是以為他的成功最主要還在於人物寫得鮮活新奇，靈韻傳神。木蘭姐妹、曼妮以及立夫等等，是年青一代個性鮮明的代表，而姚思安、曾太太等等，卻是上一代性格複雜、觀念新舊混雜的典型。這樣一群人，他們如若生活在安平的時代裏，過著“浮生若夢”的日子，或許故事難以感人，偏偏他們遇上了敵寇入侵，這樣，本來生活在婚姻糾葛、情感纏綿、互相之間關係糾結的他們，不能不麵對時局的動蕩變化而重新變更各種關係，不得不拆解原先微不足道的個人私怨糾結、情感摩擦，紛紛選擇新的生存理念。於是，過去隻為私人化的情愛經營的木蘭，因為受到國破家亡的全身心傷害，漸漸萌生抗擊敵寇的心緒，自覺或不自覺地投入到抗敵大潮流之中奮力搏擊。作者在這裏當然無意將木蘭寫成一名堅強的抗日女英雄，也沒有在人物身上注入黨派、民族、統一戰線等等先進抗戰理念，作者不過在娓娓道說一群城市帶有濃濁市民習氣和俗不可耐的小女子、小男人被迫無奈走上抗擊敵寇，保護自己居住的家園的心路曆程。就在作者的不經意敘述中，讀者讀出了鮮活的靈動的人物個性。有道是“人物是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的靈魂”。在很大程度上，小說成功與否取決於典型人物塑造是否成功。這是中國傳統小說的經驗之談。林語堂深得“其中三味”。我以為這正是小說《京華煙雲》上市後首版在美國就能銷售50000冊的重要原由，也是兩次拍攝電視連續劇均能反響熱烈的原因所在。
據有關資料記載，林語堂先後創作了8部長篇小說，1000餘篇散文，7部譯著，總共出版60部書，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文字在世界各地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