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料記載，1937年8月的一個星期日上午，福州永安堂經理兼《星閩日報》社長胡夢洲邀請當時福州文化界人士到安泰橋附近的一個禮堂集會，鬱達夫也在邀請之列。他在會上即席發表演說，號召文化界人士從國家和民族的大義出發，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通過演出劇目、發表作品的方式宣傳抗日思想。這次會上，決定成立“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鬱達夫被公推為理事長。此後，他在福州乃至福建就更加頻繁的參加各種抗擊日寇的宣傳活動了。就在鬱達夫專門上於山拜祭戚繼光塑像時，他奮筆寫下了前麵提及的那首“七絕”。“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全國軍民抗日熱情日漸高漲，鬱達夫的抗日革命傾向更加明顯，抗日立場更加堅定。他這時產生了撰寫長篇傳記文學《戚繼光傳》的念頭，為此他搜集了有關戚繼光的許多文獻資料。隻是因為編輯和出版任務繁重，加上文化行政事務和社會活動雜多，又時不時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故而一直未能將此書寫出。不久，福州當地鄉賢和文化名人籌措資金，聯合修建戚公祠。鬱達夫作為政府官員，積極參與並支持。新的戚公祠落成後，鬱達夫滿腔熱情地為該祠堂填了一首詞《滿江紅》，頌揚了戚繼光抗擊倭寇入侵，為祖國邊防海疆的安寧英勇殺敵的光輝業績，也表達了其抗擊日寇入侵的高尚人文情懷。
三百年來，我華夏，威風久歇。有幾個，如公成就，豐功傳烈。拔劍光寒倭寇膽，撥雲手指天心月。到於今，遺餅紀征東，民懷切。會稽恥，終須雪。楚三戶，教秦滅。願英靈，永保金甌無缺。台畔班師酣醉石，亭邊思子悲啼血。向長空，灑淚酹千杯，蓬萊闕。
這首《滿江紅》與當年的抗金英雄嶽飛寫下的千古名詞《滿江紅》，用的是同一個韻腳，可以想見，鬱達夫在填這首詞時，眼前不僅閃現戚繼光的抗倭形象，內心裏還隱伏著嶽飛的英雄情結。到了這時，鬱達夫已經徹底地完成了他由一個同情革命的知識分子向堅決參與抗日鬥爭的愛國文化人的邁進。後來，他離開福建到了武漢抗日中心，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再後來他走向南洋，在新加坡任《星州日報》副刊編輯和《華僑周報》主編，也始終未放棄宣傳抗擊日寇的鬥爭。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9月17日，於印尼蘇門答臘，鬱達夫犧牲在日寇的屠刀下……
三
鬱達夫的作品體裁很多，有詩歌，有小說，有散文、遊記、日記，還有文藝理論（評論）等，其中小說的藝術成就最高，是幾乎可以同茅盾齊名的現代大小說家。
茅盾善於描寫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之商業社會背景下，城市中小商小販和中產階級，包括一些工人的生活圖景，所寫人物活靈活現。鬱達夫有所區別，他特別善於寫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城市中那些落魄小文化人或者說小知識分子的哀怨苦悶形象。茅盾的筆調是積極的向上的，生活的殘酷中可見鬥爭的希望；他的視域也是寬闊的，場麵的宏大敘述使人物獲得典型意義。鬱達夫則不同，他的筆調是星點的亮光中彌漫著隱晦的灰黃色，人物的內心充滿著創痛、苦悶、悲涼和淒惶，在彷徨和無奈的商業氣息熏染下，小文化人難見生機與希望，在情感飽滿而生命力蒼白的情狀下曲折地蠕動著，性的渴望和性的消費雖然一時激起他們的亢奮，卻因為人生的無望和前景的渺茫致使這類人蠅營狗苟，將痛苦的宣泄當著生活刺激的源頭……一些評論家認為，鬱達夫筆下的人物太過灰暗幽怨。比如《沉淪》中那個帶有自傳色彩的人物，就是一個憂鬱的苦悶的心理灰涼的形象，他在靈魂與肉體、本我與超我、情感與倫理、墮落和拯救的起伏矛盾衝突中痛苦地掙紮，卻最後淪落為窺視女浴，甚至為解決性苦悶而墮入煙花尋找刺激的病態者。我卻以為，鬱達夫了不起就在於，他以小說為載體，寫出了他那個時代小文化人小知識分子的“這一個”。真實地描摹出剛走上社會生活的青年人本能的性苦悶形象，非常感性地書寫出墮落者的那一段人生軌跡，尤其對青年人的性心理描述生動細膩，豐富複雜，是那個時代不可多得的文學畫廊中重要的典型形象。鬱達夫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積極向上的典型形象很多，而像鬱達夫筆下這類哀傷苦悶者的文學人物形象並不多見，就是有，也不如鬱達夫寫的那麼神形兼備栩栩如生。
同樣寫的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都市裏的小文化人的生活，鬱達夫不同的是他開筆後的人性視角，對人的情感開掘繪聲繪色，對人物的心理描寫準確到位，對人物的性格刻畫入木三分；在對小文化人準確把握的情狀下，注重人的文化底蘊、情感底蘊的挖掘開發，同時注入他那個時代的風情風俗，使人物猶如蒙罩上一層無法揭去的時代風華——隻能是鬱達夫他那個時代而不是別的任何時代的小文化人的形象，具有特別時代的典型意義。
文學最重創造，這是文學規律使然。文學人物的意義就在於他（她）同其他任何文學人物的區別與不同。
文學還重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