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對待生活，也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他在世一個世紀，人生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新中國成立後也幾經坎坷，但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如“十年動亂”時，每月僅領70元的微薄工資，生活清貧疾苦，時為一家三餐和孩子治病而發愁，無奈忍痛賤賣家中珍藏的僅有幾幅書畫，俟後落實政策時，又能顧全大局，毫無怨言。1979年，許多人都調高工資了，他仍在原地不動，總說自己貢獻少，拿的工資比別人多了，從不向組織伸手。對住房也並無奢求，長期蝸居校外一間鬥室，後來學校調給他底層兩間采光不足的小套房，就感心滿意足了，其精神也令人感動。
追憶朱老一生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片影，宛然如昨，仿佛再次瞻仰一位達到無我境界的哲人，益增對其敬重愛慕之忱。朱老那突出的人品、學品、教品，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
（陳元煦社會曆史學院教授）心靈的堅守——記華南女子文理學院五位老博士◎陳鍾英
華南女子文理學院不止5位博士，但在我就讀時期（1946~1950）管理層的核心人物隻有5位博士。她們是王世靜、陳叔圭、餘寶笙、周貞英、吳芝蘭。除了王世靜出生於官宦之家外，其餘4位都出生於平民百姓之家。她們的共同特點是：抱定終生服務教育事業之決心，同甘共苦，以校為家，終身不嫁。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這5位博士先後由美國學成歸來，相聚在藤山之脊、閩江之湄的華南學府，開始實踐自己的理想與抱負。20世紀前半葉是中國走向近代的關鍵時期，特別是二三十年代，當時的大背景是中國處於兩股大潮之中：一是從五四延續下來的文化現代化運動；二是北伐後掀起的教育國有化運動。在新形勢下，一批教會大學實現“中國化”。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首任院長美國人程呂底亞辭職。學院董事會決定聘請陳叔圭接任院長，但她不肯就任。理由是王世靜出身福州名門望族，由她當院長對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前途有利。王世靜讀化學專業，自認欠缺教育理論，即赴美國進修教育專業，陳叔圭代她主持校務。1930年王世靜才舉行院長就職典禮。從此這5位博士接過實現“中國化”的教育權，開創出一片新天地，提出響亮的口號與明確的奮鬥目標：要使更多的中國婦女接受高等教育，培養她們有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有健全之人格與犧牲服務之精神。
1946年秋季，我走進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校門。呈現在我麵前的是：古木蒼翠，紫藤馥鬱，桃花明豔，3座風格獨特的大樓掩映其間的古雅幽靜的校園。抗日烽煙剛消散不久，我從永泰山區回城（抗戰期間，我隨所讀中學遷往永泰6年），真有如入仙境的感覺。後來我看到了高年級的學姐們身上那種非凡的氣質，看到了老師們尤其是那幾位很有威望的博士，她們衣著樸素高雅，態度和藹可親，與學生迎麵走來，必定微笑點頭，但在課堂上，在教育學生的場合上，又是那樣的語重心長，嚴格要求。那時我已意識到這所女子大學校風獨特，不像當時有些私立大學那樣認為大學生可以“自由散漫”、“放鬆一刻”了。
5位博士分住在學生宿舍樓層的兩頭。她們以校為家，不論寒暑，不分晝夜都和學生住在一座樓裏。學生的動態，她們了如指掌，學生的困難，她們記在心裏。學生患重病，她們派人送協和醫院住院，隨時與醫生聯係詢問學生的病情。醫療費有困難由她們解囊相助。那時是內戰時期，臨近福州解放，閩北山區交通受阻，大批學生寒暑假留校。她們就組織學生在校園邊角地上種植西紅柿，以增加營養改善夥食。平時上課時間，她們嚴格要求學生要晚自習，不得外出。訓導主任餘寶笙博士負責點名並到學生宿舍查鋪。總有個別學生不守規矩，偷偷溜出校門，到鄰近的英華學校看電影。第二天課間便須到訓導處接受“訓話”。餘博士的訓話也是帶著微笑的，她“凶”不起來，也許是她那慈祥而美麗的臉龐即使裝“凶”也是和微笑差不多。她說：“女孩子讀大學不容易，應該抓緊每一分鍾，看電影可以選星期六”。“訓話”還不算完事，還要在學籍注冊本上記一個“小過”，犯錯學生心服口服。這個注冊本我至今仍珍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