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師1941年因日寇侵占北平，返回閩北邵武協和大學任教。我於1944~1948年在協和大學讀書，除修讀唐師的無脊椎動物學、寄生蟲學有關的三門修課外，還在他的指導下完成福建絛蟲學的畢業論文研究。1948年畢業後即到福建省研究院唐師創設的寄生動物研究室工作。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經曆院校滄桑，福大、師院和“十年動亂”、下放等巨變。直到調到廈門大學生物係又隨恩師攜手再建寄生蟲動物研究室，前後長達半個世紀。唐師和師母待我情同兒女，恩同再造。我在協和大學參加學生運動（1947）被捕，是恩師、章振乾、池步洲師伯等擔保釋放。新中國成立初期肅反、鎮反運動，我因被捕和地下黨問題被隔離、抄家、審查，唐師不避嫌疑，多次探慰，親自到我家中安慰我的老母，說黨不會冤枉好人。“十年動亂”批鬥，逼供信嚴重，唐師教誨切勿謊語，欺己害人。此外，唐師待人忠厚誠懇，特別愛護學有專長的人才。“反右”前期，師院領導找唐師談話，以係裏多位教授的言論問題向唐師征求意見。恩師生怕他們被劃為“右派”，盡力向院領導懇陳意見，認為這些教授生平多年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少涉政治。即使說些負麵言論，也是幫助黨整風，說他們都是好心說錯話，絕非反黨或反社會主義，要求領導慎重考慮等等。唐師急切辯論不休，激怒院的個別領導，說若再陳言，連你都可劃為“右派”……談話不歡而散。後來院領導還是聽從恩師陳言，隻劃一位老師為“右派”。“反右”後期，院內他係有些被劃為“右派”的老師下放生物係。唐師一視同仁，依才善排他們工作，如管理係標本廠，編校學報專號論文。有位攝影專業人員則安排他在實驗室協助顯微照相，我們若到病區調查，則帶他下鄉現場考察照相等。唐師對實驗室輔助研究的技術人員視同手足，他在邵武協大時期流行鼠疫，有位幫他搞科研的技術員因感染鼠疫而被隔離在郊外的病舍，無人照料，恩師每日三餐親自提飯菜到郊外照顧，死後同樣由恩師為他辦理後事。恩師愛學生如子女。1954年，有位學生因宗教問題犯規而難分配工作，唐師知道後迅速步行到院部找領導幫助解決困難，走在半途斜坡上被一位騎自行車的青年撞倒在路旁，腰部受重傷，多年後還會作痛。
恩師從事人畜動物等寄生蟲的病原學、流行學、生活史、寄生蟲與宿主的相互關係以及演化與係統發生等教學和科研工作60多年。他桃李滿天下，特別是寄生蟲學的優秀人才層出不窮，諸如吳淑卿、葉英、徐秉琨、江靜波、廖翔華、周述龍、周祖傑、許鵬如、汪溥欽、陳佩惠、何毅勳、熊光華等專家教授，他們都是國內醫、農院校、研究所以及衛生防疫、畜牧獸醫等單位的領導者和學術帶頭人，而且在科研工作中均有卓越的貢獻。1980年唐師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1984年在廈門正式成立全國動物學會寄生蟲學專業學會，恩師當選學會名譽會長。
唐師科研工作成果輝煌。他1932年首先發現福建福清縣流行血吸蟲病區及其傳播媒介釘螺。此後十多年走遍福清山山水水，摸清該縣各地血吸蟲病區分布、感染率和流行方式，為新中國成立後福建省衛生防疫站消滅血吸蟲病提供了最詳細的科學依據。唐師在1938~1948年間同時進行福建沿海各縣鉤蟲病的流行學研究，闡明當地種植旱地作物，特別紅薯、甘蔗等和農民以糞便作肥料及其耕作方式習慣等是導致春夏季節鉤蟲病嚴重流行的規律。20世紀40年代，恩師就已開展人畜雙腔科（Dicrocoeliidae）胰吸蟲的病原學和生活史的研究，繼續在泉州、仙遊、福州郊區各地，甚至遠到東北吉林、內蒙等牧區農場進行調查與實驗，闡明多種陸地蝸牛、螽斯、蚱蜢、蟋蟀等草地昆蟲，是多種雙腔科胰吸蟲的第一和第二中間宿主。同時發現和描述了多種雙腔科吸蟲新種。他發表有重大創新的研究論文十多篇，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和尊重。唐師在原有人體血吸蟲病研究基礎上，擴大研究禽畜動物等裂體科（Schistosomatidae）血吸蟲病的病原學、生活史、分類及其係統發生等問題，特別考察了鳥類毛畢屬（Trichobilharzia）血吸蟲與皮疹病的問題。1962年，他在福州郊區發現農民耕種水稻時感染稻田皮疹病，俗稱“鴨姆涎”疹。他通過研究，證明稻田皮疹是由家鴨血的包氏毛畢吸蟲尾蚴感染所導致。唐師還進行牲畜裂體科東畢屬（Orientobiharzia）多種血吸蟲病的研究，同樣取得許多重要成果，為我國防治家畜血吸蟲病和牧區畜牧業生產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