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終生難忘，我無意中說的一句話，結束了我和我的俄羅斯文友瓦洛佳的友誼。
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陪來澳旅遊的俄羅斯作家瓦洛佳到悉尼東區去見他的俄羅斯老鄉安德烈。我們走出火車站，沿著陌生的街道一路走去。突然，瓦洛佳止住了腳步，我正莫名其妙時，他搖頭歎氣起來：“哇，這澳洲人也太浪費了。沙夏你看，這些鞋子還是新的，怎麼就給扔了呢？”
原來，瓦洛佳正麵對一棟公寓大樓圍牆台階上的鞋子杞人憂天起來。那些被人遺棄的鞋子，並非千瘡百孔，臭不可聞，有的還油光鋥亮，清清爽爽，似乎是鞋的主人在燦爛的陽光下展示自己的奢侈富有。
我指著那排列有序的一雙雙鞋子，笑著說：“這是澳大利亞獨特的風景，善良的澳洲人，對自己不再需要的東西，通常大多是送到公共舊物收藏箱，而對那些形象還令人欣賞的衣物，一般都是放到顯眼的地方，方便他人。”
瓦洛佳瞪大了藍藍的眼睛：“怎麼，還真有人去撿？”
“這有什麼奇怪的呢？不少新移民，家裏的不少東西都是從大街上撿回來的。當年，中國大陸留學生在澳洲闖天下時，不少人就是廢物利用，在大街上……”
我的話被瓦洛佳的一陣大笑打斷：“上帝，你們中國人千辛萬苦跑到澳洲來撿破爛……”
“瓦洛佳，我的俄羅斯大作家，從大街上撿東西總比從死人身上扒東西光彩吧？”
瓦洛佳先是一驚，然後臉色大變，一陣冷風從他臉上向我飛來。我知道，他想起了我和他多年前在蘇聯遠東大城——哈巴羅夫斯克——所親眼目睹的那一難忘的鏡頭。
1993年，我作為內地一家外貿公司的俄語翻譯，隨代表團去蘇聯遠東洽談貿易。在那些日子裏，我最怕在大街上看到那些孤苦伶仃的俄羅斯老人。那充滿著憂傷的臉孔，令我為俄羅斯的命運感到擔憂。他們一生的積蓄，在改革的風暴中一夜之間被新貨幣製變成了一堆廢紙。他們詛咒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詛咒葉利欽的“震蕩療法”，奔走在種種抗議活動中。可俄羅斯改革的太陽依然每日冉冉上升，他們依然窮困潦倒。年老的悲哀已無法讓他們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對成長的一代，更是隻能望而興歎。
我和瓦洛佳就相逢在哈巴羅夫斯克，我作為他在中國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在炎熱的日子裏》的中文譯者，受到了他熱烈的歡迎。他請我在阿穆爾飯店吃俄羅斯大餐。當酒足飯飽的我們在列寧廣場上漫步時，瓦洛佳望著廣場上乞討的老人，傷心地對我說：“沙夏，如今在我們俄羅斯最可憐的就是老人，如果他們正值年輕力壯，也會在自由的天地中為自己創造一片燦爛。可他們老了，養老金沒有增長，物價卻插上了翅膀。他們現在連牛奶都不敢天天喝……”
刺耳的汽車馬達聲打斷了瓦洛佳的話。一輛汽車闖進了人行道，隨著一聲淒慘的人生絕唱，一個中年男子倒在血泊中。霎時間是死一般的寂靜。酒醉如泥的金發小夥子趴在方向盤上，失去了知覺。
廣場上的人紛紛在胸前畫十字。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慢慢走過去：“朋友，你解脫了。”他一邊說著，一邊從死者的腳上脫下了皮鞋。
我還以為這是古老的俄羅斯風俗，想不到，這位老人竟在眾目睽睽之下，手持鮮血淋淋的皮鞋，走向長椅，掏出手帕，擦幹了鞋上的血跡，再脫下自己腳上破舊的皮鞋。然後，泰然自若地穿上了死者的鞋子，笑著自言自語：“活見鬼，正合腳！”
瓦洛佳跑過去，氣憤地質問：“同誌，你怎能這麼做？”
老人笑道：“朋友，死人用不著穿鞋，可我需要！你難道沒長眼睛，沒看到我的鞋早不能再為我效勞了嗎？”
我和瓦洛佳默默地走出了列寧廣場，我不敢看那雙飽含著淚水的藍眼睛，我怕我的眼淚也流出來。
回到澳洲後，我寫了中篇係列紀實文學《從遠東到西伯利亞》，刊登在當年的《自立快報》上。我將其中的一篇《死人用不著穿鞋，可我需要！》附上我的俄文譯稿，給瓦洛佳寄去了。想不到，一個月後，我收到瓦洛佳的回信，而信裏竟是我寄給他的刊登《死人用不著穿鞋，可我需要！》的報紙和我的俄文譯稿，他一個字也沒有寫。
我知道我冒犯了瓦洛佳的民族自尊心，急忙給他寫信道歉，但他再也沒有來信。我還以為他已將我忘在九霄雲外了，可他來到澳洲的當天，就給我打了電話。我本來已將當年列寧廣場的那一幕忘得幹幹淨淨，倒是瓦洛佳譏笑中國人的一句話，令我又走進了那不堪回首的回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