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圖或隱或現，對小說來講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小說的方方麵麵均在小說的意圖控製之中，它是一個整體的。這一點上說，它又有些近似於主題。意圖重要是對小說而言，如果不對小說而言，意圖或許隻是一個實用的，或某一種潛在的動機，在日常生活中意圖是緩慢地流走，或者是時空中一些別的因素，消解了它。這便有一個問題，小說要意圖，是否所有的意圖都具有價值，好的意圖產生了好小說，而平庸的意圖導致小說失敗。這裏有一個作家對生活態度的問題，我們無論如何都會自己追問，我寫下這個文本幹什麼？有什麼意思？而這又關涉到現實生活與理想的追問，我寫的文本與生活，與理想有什麼關係？是否具有什麼意義？也就是說我個人的意圖有沒有表達的必要。也許從個體意義來講隻是一種表達的籲求，但對公眾而言意味著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種常識，於是這個意圖便沒有可寫性。
因此，我們首先考查意圖的可寫性。
可寫性一般而言是雙向的，對寫作者而言，是一種表達的衝動，即創作欲。一個文本對個體而言，你的書寫最少是對你有意義的。或回憶，或紀念，或表達對人對事的一種看法，或對世界的認識，一種情感流露。至少在你而言是有意義的。還有一種對美的表達，自賞自戀，音樂和美術的這個特點更明顯。於己是這樣，於他，你也許會認為某一經驗，某一教訓，某一感受會對他人者有啟發，於是你把自己的想法（意圖）表達出來，這從寫作動力學來講，意圖也是一種力量。另一方麵是對讀者而言，因讀者是大眾，大眾會有各方麵的需求，更廣闊的視野，讀者要認可你的意圖的價值與意義。對讀者或是審美的娛樂，或是認識的啟迪，或者也完成一次陌生曆程，一次放縱的想象，簡單而言，你的意圖是對讀者有益的，否則，讀者為什麼要去讀你的文本呢。所以意圖必須是有意義的，審美的。而且是在作者與讀者的雙向選擇上達到某種共識，這才有可寫性。
也許還有第三因素，即社會的因素，社會是一個規範性行為，固定的價值觀，理想傾向。社會需要你的意圖實質上是含有兩個維度，而這個維度剛好是矛盾的。一方麵社會需要積極的，創造理想和諧的人文社會，目的是建設性的，創導一種和社會主導規範相適應的東西。表達一種真的，提倡一種善的，趨向一種美好的。這是構造一種理想社會與理想人格。這從小說的曆史看，這種寫作是實用的，功利的，很難創造出一種偉大作品來。另一方麵是否定性寫作，是對社會批判的，倡導一種社會重建，這類寫作表明人與社會是不完善的，是有缺點和錯誤的，需要重建作者認定的社會理想、社會價值與新的人格精神，因而對現實的社會持有強烈的批判態度。往往這類寫作容易產生偉大的作品。
可以說，任何寫作者都有一個內心的格式塔，趨向於一種自我認同的完形。這表明每個作者都有美好的願望，但這個世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不好的作品存在呢？這裏有一個價值觀問題，有一種公眾和私人問題，有些東西或許對私人有意義，而對公眾並不一定有意義。或者作者客觀地書寫了人類的某種現象，但從社會價值上它卻有負麵影響，例如：性，暴力，邪惡，恐怖等意圖的表達會誘發某種現象或問題產生，客觀上有宣揚某種暴力和邪惡。因此意圖自身也有一個審美規範，價值係統。例如，愛者無罪這樣意圖你可以寫成小說，從本體到表達，作者技術都能辦到，可你的小說問世卻偏偏不行，社會公眾不認可。為什麼？一方麵因為你的藝術表達達不到最高標準，不是真正的藝術品；另一方麵，你僅是千百年來無數大師寫過的愛者無罪的一個翻版。那麼你的願望再良好，但是你的寫作是無意義的。由此可見，寫作的意圖既是私人的也是公眾的，既是明確的觀點又是非理性的感覺。既是可以言說的表達方式又是一種神秘的直覺，這樣我們便不太能小看意圖了。意圖在一個文本中是看不到的，是讀者通過分析得來的，作者在表達意圖時心理與方式都很複雜，是一種控製，一種把握，是必然也是隨機，意圖是一個看不見的運動過程。
博爾赫斯的小說《奇遇之夜》說聽到一個故事。
那是1874年4月30晚，夏季比現在長，我13歲在牧場幹活，壯漢魯菲諾帶我去鎮上玩，七點半魯打扮齊整腰插一把銀匕首，我們一起去洛波斯小鎮，到了小街角一門廳很深的大房子，有小狗和幾個婦女，有人彈吉他，喝杜鬆子酒，中間有一個憂鬱清秀的女俘，她在講自己經曆的事件：
我從卡塔馬卡來時年紀小，印第安人常來牧場突襲，搶走牲口和婦女，我哥盧卡斯安慰我說，這是謠言。我被這種好奇吸引了，常盼著突襲發生，傍晚我在日落地方眺望，夜裏在夢中見到。我們終於在沙漠裏看到突襲的印第安人，他們怪叫，打著口哨。接著上了街，衝進屋裏的人個子很高大。（老太太插話，那是胡安·莫雷拉大刀客）他一鞭就打死了小狗。突襲的事件真的發生了。是在女俘講故事的時候。
我躲在一個小通道裏，聽到樓上樓下雜亂的聲音。這時女俘在輕輕地叫我，她用梳妝袍包著我，我摸她的臉，身體，解開她的長辮，但我不知道名字，有槍聲把我們嚇一跳，房子被警察包圍了，一個人翻牆被警官刺死，他說莫雷拉今天跑不了。安德列斯·奇裏諾拔出刺刀。
我按照女俘的指示跑出小鎮，找到魯菲諾回家，這時已經天亮了。我在短短的幾個小時看到了愛情與死亡。
這是一個極平常的故事，幾乎沒有多少可寫性。現在我們討論的是意圖，作者的意圖到底是什麼？如果意圖是說出童年人生第一次經曆的傳奇，那僅是一個私人說話，對公眾沒有意義。博爾赫斯是這樣說的，幾小時裏我看到了人生兩件大事。歲月流逝，這故事講了許多遍，我究竟是真的記得事情的經過呢，還是隻記得講故事的話語。原來博爾赫斯意圖並不在講述故事，而是在於迷戀這種說話的方式。人生第一件真實事件的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形成一個記憶過程。這才是博爾赫斯寫這篇小說的真實意圖，意圖本身給人們極好的啟發。每個人都不會記得自己第一次看到的紅色，第一次聽到音樂，第一次見媽媽的樣子，這說明第一個真實是忘記的，而重要的是我們因此形成的記憶過程，也就是柏拉圖理論：認識就是再認識。借一個平常故事揭示記憶的奧秘，意圖是形而上的認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