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器中，有一件叫镵，古色古香的名字。《說文》中就有它。杜甫逃難到同穀，饑寒交迫中，曾用它挖黃獨（一種根莖可食的野草）充饑，把命托給了它，同時如泣如訴地把它寫進詩裏。再看圖，似曾相識，猛想起，我兒時的朋友柱兒家就有一把，土名叫挖钁。誰家挖樹根，挖糞池，挖紅薯窖，甚至挖墓坑，都去借。柱兒曾約我，去東坡挖田鼠洞，不是要捉田鼠，而是想把洞裏藏的黃豆挖出來炒吃。洞又深又長，還沒挖到黃豆，就把餘老五家的祖墳挖了個豁子。餘老五正好去犁豆地，一看，氣極，扇柱兒一耳光，在我屁股上拍下五條鮮紅的指頭印兒。他那把镵，祖上傳下的，背麵鐫有“羅記”二字，乃鐵匠羅麻子的作品。羅家世代打鐵，鍛造的一直是名牌貨。我小時候的羅鐵匠，據說是羅麻子的六世傳人。如今，那件可算文物的工具還在，可能已經磨損了許多。柱兒的兒子就用它翻土種莊稼。他家沒牛，雇人犁，沒錢。他有四個兒女，都傻……
農業，農民，農具，仿佛互有關聯。
五
不隻講述生產工具，還要論說生活用具。凡莊戶人家過日子離不了的物件兒，書中都一一介紹，不厭其周到，不嫌其瑣碎，而且引經據典，表明古已有之。筐、籃、簍、籮、畚、囤、簞、甕、盆、罐、碓、臼、笸籮、簸箕、掃帚、篩子、蓑衣、鬥笠、水桶、扁擔、石磨、石碾……一一讀來，像參觀一座民俗博物館，像又回到養育我長大成人的荒村，種種都在眼前，不禁鄉思綿綿，幾多溫馨，幾多辛酸。那些器物，竹製的，木製的，草製的，石製的，陶製的，泥製的，都來於自然，常常是就地取材製成，和農村的自然經濟，農民的自給自足，十分合榫；使用了千百年，千百年模樣未變，用途未變，農家生活延續著悠遠的平常與平淡。我故鄉有一首童謠說道：
瓦盆瓦罐，
盛米盛麵。
爹擔水，
媽做飯。
小孩沒事幹，
搬來石臼搗蒜。
質樸的農民，用質樸的器皿，過質樸的日子。質樸的米麵做出了質樸的農家飯，農家飯一直散發著古典的味道，既醇厚，又清苦，吃了千百年，千百年滋味依舊。我故鄉還有一首民歌唱道：
高粱一升穀一合（讀ɡē，量器，十合為一升），再兌半筐蕎麥殼。
爺推磨，奶篩羅，
篩了麵，熬湯喝，
剩下麩皮烙餅饃，
——孫娃餓得沒法活。
這是令人心酸的一幕。我似乎聽到了沉沉的石磨聲，緩緩的篩麵聲，老人的歎息，孩子的哭鬧。就這麼一點點可吃的東西，能熬幾次湯？能烙幾次餅？簡陋的器具，總經久耐用，粗糙的飯食，常難以為繼，知足的莊稼人老是得不到起碼的滿足。
簸箕，原本尋常之物，想不到那麼古老，內中還有那麼多學問。書上說：
《說文》雲：簸，揚米去糠也。《莊子》雲：“箕之為物，去粗留精。”然北人用柳，南人用竹，製雖不同，用則一也。《詩》雲：“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箕四星：二星為踵，二星為舌。哆侈，謂踵已大而舌又廣也。又“維南有箕，載翕其舌。”故箕皆有舌，易簸物也。諺雲：“箕星好風”，謂主簸揚。農家所以資其用也。
應當是先有簸箕，而後才為那四顆星命名。箕星屬蒼龍座，為二十八宿之一，好高貴的，卻有一個土裏巴唧的名字，可見古人對這件普通農器的重視。在我故鄉，管簸箕兩邊被手握的部分仍叫踵兒，前邊鑲的寬短的薄板仍叫舌頭，幾千年後，古意猶在。並不是家家都有簸箕，買個簸箕得賣幾升糧食呢。村頭狗剩家，有一個簸箕，是他爹媽的幾乎惟一的遺產，用了多年，原來潔白的柳條已成灰褐色，舌頭也磨薄了。村人磨麵前簸糧食，碾了米簸穀糠，都去借；雞蹬破了盛鹽的瓦罐，鹽撒一地，豬拱翻了盛豆的笸籮，豆沾了土，需要簸，也去借。狗剩一家在村裏的地位就高了許多，鄰裏見了狗剩或他媳婦，都主動笑著打招呼。狗剩會劁豬，常去外村串，掙錢不少，可娶親八年，女人仍空懷。村人就說，劁豬傷害生靈，該絕後。一日，從外村來了魏家哥兒倆，給財主做佃戶。哥兒倆都是光棍兒，住場房裏，老二下地，老大做飯。老大常去狗剩家借簸箕，場房和狗剩家，隻隔一條長滿苦苦菜的泥溝。不多久，就和那女人混上了，沒事也去借簸箕。終於，那女人生了。狗剩看兒子，越看越像魏老大，那眉眼，特別那塌塌的鼻子，簡直是活脫殼。他並不聲張，半晌裏突然從外村折回家，進屋見魏老大正躺在床上，躥上去硬用劁豬刀割掉了他的雞巴。魏老大一直疼死。魏老二越想越氣，半夜溜進狗剩家，用切菜刀宰了狗剩。魏老二也去借簸箕，頭一次去，就上了床。後來，幹脆和那女人合戶了。自那以後，再沒人去借簸箕，怕借出麻煩。如今，魏老大留下的塌鼻兒子仍然健在。他或許不知道當初一切。村人一直傳說，成了民間故事。據說，那簸箕還在，早破朽，卻沒扔。一個寒磣的簸箕，竟牽扯出那麼多恩怨情仇。每件普通的器物，都參與生活，也參與曆史。
在時下的城市家庭，那些古老的器物幾乎都已絕跡，偶有一隻筐或籃，也做成了工藝品。在我的故鄉，那些祖傳的東西仍是生活必需品，少了一件，都不方便。東鄰大貴二貴弟兄倆，請來老舅分家，就把那些盆罐鍋碗、草編的簍、竹編的筐、荊條編的籃、高粱莛編的笸籮、紫穗槐條編的撮箕，分別掂成大體相等兩份；隻一個麥秸和泥糊成的盛糧食的缸沒法分，給了二貴，大貴就說老舅偏心。三年前，我去伏牛山采訪，暮投三家村。見三家共用一個石碓，一盤石磨，共有一座石板搭成的山神廟。在三家各吃一頓飯，待我都熱情，都是栗木火熬的山玉米糊湯，粗瓷大碗盛了，喝得身心俱受用。三家用的器具，除了一隻竹殼熱水瓶，竟都能在《農政全書》中找到。隻有一件，書中未載，就是挎在背後背柴的柴架。用這東西一次能背一百斤柴，翻四道嶺，過三條河，走五十裏路，背到街上賣，能賣五元錢。
隻要過苦日子，就離不了那麼多古老的器具。
六
書中以好大篇幅介紹農作物栽培方法。原以為，應當首先說到小麥，卻不料，把黍、稷、稻、粱、秫、稗及豆類一一介紹後，才輪到麥，說罷大麥，才說小麥。《周禮》中列九穀，小麥居其末。如今，小麥是北方大部分地區的主糧，白麵是北方大部分農民的主食。在古代，卻不是。“蘇頌曰：小麥，秋種，冬長，春秀，夏熟，具四時之氣，為五穀之貴。”既然貴，就不是普通草民所能享受了的。所以，衛八處士款待久別的朋友杜甫，飯食隻是黃粱，韓愈造訪寺廟，和尚供奉給他的隻是疏糲，都不能以白麵饃饗客。《晉書》記載，當時的富豪何曾，吃的正是白麵饅頭，而且蒸出的饅頭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隻吃發酵得很暄，暄得開裂成了十字的。在很長曆史時期裏，小麥因為產量低，價值昂，白麵就一直是奢侈品，在卑賤者的生活中不占位置。所以，莊稼裏不能讓它領頭。
我父親年年種小麥，上糞多，活兒做得周詳，每畝隻收一百多斤。隻在麥收後，高粱登場前那一段時間，蒸白饃吃，白麵裏往往摻了麩皮。平時，隻吃高粱麵窩頭。高粱麵粗，澀，拉嗓子，不是很餓，很難下咽。我家是中農，貧農們連窩頭也不能經常吃。不多的小麥，一部分交皇糧，一部分賣錢，剩下的貯藏瓦缸裏，為防老鼠偷吃，蓋得十分嚴實。磨二升三升白麵，隻為了待客，為了病人，年節時，為了敬神。那時候，誰家老爺子每天早晨能喝一碗白麵湯，別人都羨慕呢。白麵是稀罕物兒，走親戚吃了一次白麵烙的餅饃卷小蔥，老是久久回味不盡。長坑岸住的八奶奶一病不起，到奄奄一息時，兒子問她想吃啥，她說，想喝白麵條兒。兒子跑半個村子，才借來半瓢白麵，麵條兒還沒擀好，老人就死了，死時大張著嘴。我奶奶在世時常說，窮人本來就是吃黑窩頭的命；想吃白饃，你托生到財主家，當老太爺去。我們村那財主，兩頃地，收小麥一定不少，可隻有老太爺一人吃白饃，教家館的先生吃黑白相間的花卷，其他人都吃高粱麵窩頭，黑麵中僅有一成白麵。
合作化後，每人每年隻分七十斤小麥，白麵就更稀罕了，連敬神、祭祖的饃裏，也兌了玉米麵。高粱也越來越少，高粱麵窩頭也難吃上。那年月，主要指望紅薯充饑。徐光啟編書時，紅薯剛剛傳入中國，僅在閩、粵一帶種植，還沒傳到中原。編書人絕對不會想到，三百多年後，老祖宗從未種過的一種作物竟成了中原農民的主食。紅薯、紅薯幹、紅薯麵，是三頓飯的永恒內容。當時曾有民謠道：“紅薯飯，紅薯饃，離了紅薯不能活。”頓頓紅薯，天天紅薯，人人吐酸水，個個肚裏脹。紅薯救了農民的命，也壞了農民的身體。我正是吃那種飯食長大的，當時的滋味至今記憶猶新。上中學時，吃大食堂。食堂的紅薯麵湯常有苦味黴味，紅薯麵窩頭倒十分周正，比墨水瓶稍大，一個個溜兒圓，黑光瓷亮，同學們呼為“黑桃A”，且堅硬似鐵，又名“砸死狗”。有一陣兒，時興“吃飯不要錢”，有同學能吃十個……如今，紅薯麵倒成了稀罕物兒，價格貴於白麵；偶爾買來蒸饃，兒女都說好吃。我隻能感慨，撫今追昔，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