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國有經濟部門由於曆史性和體製性因素，結構調整的壓力較大，加入WTO後富餘人員分流壓力相當大，就業比重將下降。而非國有經濟則因其適應性、靈活性強，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吸納勞動就業的潛力將進一步顯現，將成為新增就業機會的主要領域。從所有製結構看，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對生產要素投入組合的選擇以成本最小、利潤最大化來確定。在嚴格的成本約束下，國有企業中那些邊際生產力低於社會平均邊際生產力的職工（無效勞動力）就會下崗失業，國企中員工下崗與其投資體製的轉換和企業行為的市場化要求是一致的。這點與市場化程度高且投資由市場決定的非公有製經濟是趨向一致的。而城鎮就業增長率最快的恰恰是政府幾乎沒有投資的私營、個體經濟。2001年全市小型企業從業人員155.93萬人，較1995年的92.72萬人增加了63.21萬人，6年來平均每年增加10.54萬人。促進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將是成都市緩解嚴重城鄉就業矛盾的重要途徑之一。
2.行政體製改革與分流勞動力的安排
確立中小企業和非公有製經濟為擴大就業的主渠道地位，就必須采取放寬市場準入機製、給予稅率優惠、建立投融資渠道等有力措施。雖然我國市場經濟體製的地位初步確立，長期的計劃經濟體製下，我國形成了一個“大政府、小市場”的經濟運行格局，龐大的政府、手續繁瑣的審批給經濟的發展設上了“絆腳繩”。加入WTO後，取消管製、放鬆市場準入條件、調整政府職能均迫在眉睫，各行政事業單位都將加大力度進行改革，以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在這個過程中，行政事業單位將不可避免流出大量的勞動力。
成都作為西部的中心城市之一，市政府結構龐大，對經濟幹預明顯過多。目前加大對全市行政事業單位的改革，認真貫徹《行政許可法》，是加快成都市經濟發展的措施之一。按照成都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全市將逐步完成農村稅費改革。農村稅費的取消勢必影響到鄉鎮的直接財政收入，因此，鄉鎮改革也就勢在必行，這也是實現減輕財政負擔、加快農村稅費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
按照計劃，成都市將合並20%的鄉鎮，行政事業單位改革將產生一定的失業人員，而機關行政單位帶動的一些部門也將失去生存的依靠，這些部門將成為失業人員的又一來源。1980年，成都市就業於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勞動力為20.2萬人，截止到2002年底，就業於機關與事業單位的勞動力達到了40.1萬人，年均增加0.9萬人。
四、勞動力素質與經濟發展協調問題
市場經濟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實現效益最大化的基本手段之一，就是優勝劣汰的競爭機製。勞動力個人是否就業、失業和再就業，還要由勞動力市場的競爭來最後決定，這就意味著，在市場選擇的過程中，必然有一部分勞動力由於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而難以獲得就業崗位。在知識經濟時代，勞動者素質及技術水平要求之間的差距日益成為就業結構轉換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失業與職位空缺並存就是明證。現存勞動力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背離是結構性失業的具體體現。我國目前勞動力結構的背離不僅是產業結構、知識結構等方麵的問題造成的，更有所有製和經濟運行體製差異所造成的觀念問題，突出表現為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傳統觀念對勞動力供給產生持續影響，勞動力的觀念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差異。勞動力結構問題一旦產生，克服它造成的不良影響需花費比總量調整更大的代價。目前，成都市勞動力數量基數較大，但由於素質整體偏低，相當一部分勞動力不能適應技術含量日益提高的現代職業的需要，“有業無人”與“有人無業”的現象還較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