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裏明白，再立不起的棉花條子，它也是棉花做的，一把火就能燒起來。我根本不是太累，是因為太陌生了，那種陌生感讓我極度自卑，甚至有一種罪惡感——以為自己麵對的不是自己的女人，而是一個毫不相幹的女人，一旦我占有了她，那就是施暴！所以，那一年是一個陽痿一般的春節，我勉強在家待到初七，說單位馬上要上班，就匆匆忙忙離開了家。我覺得隻有離婚了，雙方才能得到解脫，才不用忍受那無邊的寂寞，與偶爾出軌後遭受的道德譴責。離開家的前一天，我對妻子說：“咱們離婚吧。”
妻子說：“好啊！”
我們果真在法院上班第一天，一句話沒有說，一點爭論都沒有，像是兩個過家家的小孩子，用了半天的時間就離婚了。離婚的原因當然是“感情破裂”。事後才知道，前妻之所以這麼痛快答應離婚，完全出於賭氣，是對我沒有一次像樣的表現十分不滿。我不但不是一隻餓狼，連一隻小綿羊也不像。前妻沒有把原因歸咎於陌生感，而是認為餓了一年的一隻野狼，麵對一隻老母雞沒有一點食欲，那肯定是在外邊偷吃了。
但是離婚後，各種傳言很多，基本都是指責我的。說我在上海發達了，有房有車，有錢有勢，就不要人家了，在上海娶了新歡，這個新歡就是某某市長的千金。這些傳言，其實是老家人對在外打工者的一種羨慕，或者就是一種嫉妒，更是一種深深的誤會。說實話，別說睡市長的千金，我就是連讓市長的小轎車撞死的機會也沒有吧？
其實在外邊的日子，想吃一頓飽飯、睡一個好覺，恐怕都沒有心思。不僅僅因為生活成本太高，吃頓飯至少需要十五塊，孤獨地睡一晚上至少需要五十塊。關鍵是整天就跟上緊的發條一般，你不敢有絲毫的鬆懈。你稍微歇口氣，比如說失業了，那下頓飯就沒有著落了。而且這樣的日子讓你看不到盡頭，不知道哪兒才是可以歇息的終點，哪個人才是你的依靠。唯一可以歇口氣的地方就是墳墓，就是死。隻有死了，你也許才會踏實一點。
幾乎所有的老家人都以為，在大城市裏打工的人，特別是在上海這種國際化大都市打工的我，在一家報社做牛逼哄哄的記者，算是高級打工者，早就成了百萬富翁。這地方的每一片落葉，都是金子做的，每一陣風中，都含著金水，任我去撿去拾；那金茂大廈東方明珠，我想上就上，隨時俯視人間這塊土地；那一平米幾萬塊錢的房子，都是政府白送的。他們是這樣作出合理推斷的，上海人均收入每月達到兩萬了，你既然在上海工作，在報社做記者，見官大一級的人物，你起碼每個月能夠賺到這個平均數。而這個平均數就是老家的鎮長、鄉長們一年的工資。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呢？僅僅是個零頭而已。
男人一發達，自然就會變質，就拋棄了妻兒老小。特別是我這樣的一個農民，像是一塊土疙瘩，在鄉下沒有多大用處，擦屁股太硬，打野狗沒力氣，但是一拉到城市裏，就能和成稀泥，抹牆了——抹廁所的牆也是光榮的。前妻對這種傳言是深信不疑的，最後她覺得離婚隻是我的一個騙局，原有的夫妻之情慢慢化成了一腔仇恨。正好我也姓陳，所以她就給我改了名字，叫我陳世美。這個千古負心漢的名字，不但她自己自言自語時叫，她還當著女兒叫。她常常對女兒說：“你是被陳世美拋棄的，你是棄兒你知道嗎？”
離婚之後，她不但不讓女兒見我，再後來，連我與女兒打個電話都不允許了，好像這孩子根本不是我們兩個人睡出來的，而是她看白雲時看出來的，與我八竿子打不著。以此來懲罰我，我其實是樂於接受的，雖然我們離婚不像她想象的“外邊有了”，但起碼是我背井離鄉造成的。在一個消除了距離感的世界，牛郎織女式的婚姻自然沒有存在的土壤。如果我不離開老家，不從長江頭跑到長江尾，追求自己所謂的遠方，就不會產生埋葬婚姻的陌生感。
她這樣的懲罰是非常有效的，女兒隻能偷偷打電話給我，而我想念女兒的時候卻永遠無法主動聯係到她。這種單方麵的聯係，像脫線的風箏，更像是生者與死者，死者可以看到生者，就在身邊摸著生者，但是生者呢？永遠也看不到死者。這是非常殘酷的，有時候折磨得你，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我能夠感覺到，女兒今天這個電話，與大年夜裏不同。不僅僅離大年夜太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且這一次說話的時候，女兒不再哭哭啼啼的了，而像一隻醒來的小麻雀，十分歡快。
她說：“爸爸，你真的不回家看我了？”
我說：“要上班嘛。”
女兒說：“那我來看你好嗎？”
女兒如今已經十三歲了，按說有一個在大上海工作的父親，早就應該帶她走出山村，到大都市轉一轉，看一看，上上東方明珠，逛逛外灘南京路，甚至去吃一頓傳說中的肯德基。讓她見見世麵，了解一下外麵的世界。更重要的，有一個在大城市裏工作的父親，意味著這個世上女兒就有一個遠方，就有一個別人沒有的大宮殿，她抬頭看望山頭的時候就有了不同的含義。小夥伴開始很羨慕女兒，羨慕到最後就變成嘲笑。有個了不起的父親有什麼用呢？人家已經拋棄你了，不過是一個噩夢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