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女兒這次進城，應該有著對小夥伴們複仇的情緒。女兒平時要念書，沒有時間。等她放假了，有時間了，我恰恰有女人了。幾乎所有女人都喜歡當媽，覺得當媽是很自豪的事。但是所有女人最討厭的，就是在“媽”前邊，加一個“後”字。一個“後”字就說明她不是原配，是後來才搞上的。所以每次我說自己有個女兒，那基本就是我失戀的時候；有一年，我相戀的那個女人，不在乎我有一個女兒，甚至還為女兒準備了禮物。但女兒出發前，卻被前妻關了禁閉。所以整整六年了，我都沒有見到女兒，每次從電話裏聽到她的聲音，都會發現她在一天天長大，聲音慢慢地在變高，卻怎麼也想象不到她長成了什麼樣子。
我說：“你來吧。上海下雪了，可以打雪仗了。”
女兒說：“再過幾小時，我就到上海了，你來接我啊。”
我說：“好啊。”
我笑了笑，心想這個小丫頭，可能是想爸爸想瘋了吧。她應該是說著玩的，就算她自己想來，順著一條長江，跟著一滴露水，能夠找到一千多公裏之外的上海，她媽媽怎麼能放過她呢？通個電話都躲躲藏藏的，何況是來上海與“陳世美”見麵呢？這簡直就是做夢。所以，我並沒有放在心上，隻當成是女兒一個美好的願望罷了。
掛掉電話，雖然覺得女兒不可能進城，但還是把家收拾了一下。說是家，是相當不準確的，其實隻是遠郊地區的一間石庫門老房子，是租來供我每天擺放身體的地方。我把滿地的臭襪子撿起來，再把堆放了許久的垃圾弄走，但是厚厚的一層灰塵，讓人感覺連寄居的地方也不是，而是蜘蛛張網捕食的一個道具。
懶得再收拾下去了。我到廚房裏翻了翻，幾包方便麵已經吃光了，熱水壺裏的水不知道是哪一天燒的，已經冰涼冰涼，與自來水沒有差別。肚子實在有些饑餓，加上隔壁不時傳來喝酒碰杯的聲音，那聲音有點含混不清，說明嘴巴一邊說話，一邊在咀嚼著大魚大肉，而且有點喝高了的樣子。那種巨大的反差，產生了巨大的衝擊，這就是長江頭與長江尾的差別。
我穿著拖鞋就下樓了。這個春節，已經是第六個年頭獨自一個人過了，春節期間一個人的孤獨，比任何時候都大。開始幾年我不回家，除了長江尾難以麵對長江頭之外，真實的原因是怕花錢。其實我沒有錢，同在報社工作，有些人跑跑場子，拿拿紅包，再嚇唬嚇唬企業，說要曝光之類，錢就源源不斷地來了。這樣的人，是有條件的，要麼是樹大根深的本土人，要麼就是道德淪喪的大騙子。
但是我，既沒有後台，又不想當騙子，所以就隻能受窮了。如今這個社會，骨氣與財富，有時候是背道而馳的，是長江的兩個方向，一個朝著上遊，一個朝著下遊。還有一點，人家拿一百次紅包都沒事，如果你拿一次就有可能被人舉報。有一次，我去參加了一個房地產開盤的活動，報社一起去了兩個人。那個女記者是領導派的，我是朋友拉著去的，最後我被投訴到了宣傳部，在大會上挨了批評。好在隻有三百塊，如果是一千塊，就是行賄受賄，要坐牢了。這就是人和人不一樣的地方。如果把人比成蘿卜的話，人家不一樣的是，在這個世上比咱多一個窟窿。咱是一個沒有窟窿的人。
在我們老家人心目中，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是在上海工作。在上海的乞丐都是大富翁，何況你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打工，在飯館裏跑堂，在小區裏做保安，在碼頭扛麻袋，在商場裏做銷售，你是在一家報社做一個記者。記者是什麼？是見官大一級的人，見到鎮長你就是縣長，見到縣長你就是市長了。這麼大的官，這麼厲害的職業，說自己沒有錢，誰信呢？老家人會說，越有錢的人果真越摳門。所以回家過一次年，思鄉之患雖然被治好了，但是我就得傾家蕩產了。讓遊子們覺得，故鄉是什麼呢？就是一個更加可怕的大醫院。
首先是交通費。坐完一千三百公裏的火車，再倒三百公裏的汽車，倒完汽車，還要騎四十公裏的摩托車；其次是給親戚朋友買禮物。就是每家兩包大白兔奶糖，就得三十幾塊錢，總共得買幾百包吧？還要給侄子外甥等等一大批小孩子紅包，每個得給一百塊，最少也要兩千塊；再加上要給父親壓歲錢，一年到頭了，起碼得給一千塊；還有兩個姐姐，一人一件衣服，起碼也得三百塊。另外，還要帶點煙呀酒呀之類的。每次回家，在機關裏做事的一些朋友、當地的一些官員，還有族長、鄰居，大家都會來看望我這個傳奇人物，一起聊聊大上海，說說黨中央國務院，分析一下中日局勢，以及台灣回歸。大家在一起，弄幾個小菜，要喝上幾杯，抽幾支好煙，六百塊的中華，至少需要一條，茅台喝不起，幾百塊的五糧液得準備三瓶五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