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共算下來，我每回家一趟，沒有兩萬塊是拿不下來的。我有一顆牙齒有點晃蕩，去醫院一檢查，人家一把大鑷子就給拔掉了，然後說是得種植新牙，種一顆新牙多少錢呢？兩萬塊！所以回一次家與進一次黑醫院，是沒有什麼差別的。一年辛辛苦苦從牙縫裏省下的血汗錢就花光了。往往這兩萬塊砸下去，人家還說三道四的，認為你這是在上海學壞了。
在大上海你一年要攢個兩萬塊，那真要如鐵公雞一樣生活才行。每天的夥食費不能超過二十塊，每年不能添一件新衣服，安全套不能買水果味的。你不能租個像樣一點的大房子，絕對不能坐北朝南，更別說帶個陽台了，就是說你沒有權利使用太陽。最不能的，是你不能生病，連個噴嚏也不能打，如果真是感冒了，那你隻能扛著。如果你一進醫院，你一個月的工資，基本就花光了。更可憐的是，你寂寞難耐的深夜，你太想那個了，隻能躲在被窩裏自己動手了，你是舍不得去煙花柳巷的。
你想正正經經重新談一次戀愛吧，如今的女人，不再對“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感興趣。她們把見麵的地方，基本挑在了酒吧、飯店，甚至直接放在百貨大樓。哪怕接個吻吧，你得先給她買一支口紅，最少也要美寶蓮的，讓她塗塗暗淡的嘴唇。如今不花錢的浪漫，已經絕種了，所以說現在的愛情，就是用錢砸出來的，帶著金子的色調與銅臭的氣息。在一個連愛情都談不起的時代，我們還有何心情談婚姻與家庭呢？
大年初四，飯館還基本沒有開業，跑了幾條街，平時很火爆的沙縣小吃、牛肉拉麵館、蘇式小點都關著。那些大酒店倒是正常營業，但是春節期間大漲價了，我一看那氣勢，嚇得哪敢進去？就是從門前經過，被迎客的小姐一叫，都不好意思起來。沒有辦法，我隻好拐進一家超市，再買幾包康師傅得了。這時電話又響了，一接電話，還是女兒的聲音。
女兒說：“爸爸，我到了。”
我問：“你到哪裏了？”
女兒說：“我到上海火車站了呀。”
我說：“你就瞎編吧，你說說，火車是什麼樣子的？”我們老家是不通火車的，所以女兒到目前為止，別說沒有看到過火車，就是連汽車每天也見不到幾輛。拖拉機倒是天天從門前經過，冒著一股股黑煙。最多的，是排成一長串的老黃牛，據老家傳來的消息，女兒每到周末，還要替外公去山坡上放牛。
她說：“火車好長，像蛇一樣長。那叫聲好大，比咱們那裏的牛叫聲大多了。”
我笑著說：“是你從書裏看到的童話故事吧？”
我這時才發現，是用手機打來的，電話那邊突然換了一個聲音：“你女兒真來了，我們在火車站。你趕緊來接她吧。”
我很懷疑：“你是誰呀？”
對方回答：“我呀，你不認識，我與這孩子坐一趟火車。這麼小個孩子，你也敢讓她一個人出門？”掛掉電話，我沒有回出租屋，直接向公交車站跑去。我的心突突地跳著。六年沒有見到的女兒，她已經來上海了！見到一個保安，我激動地對他說：“我女兒來上海了。”我真想把這個消息告訴每一個人。我突然感覺到，這個偌大的城市平時再繁華、再熱鬧、再擁擠，其實都是一個空城而已，我所擁有的一切都飄浮在空中。但是現在，我的女兒卻一腳踏了進來，這個城市一下子因為女兒的存在，不再是空洞的了，顯得十分地豐富而生動起來。
我最後一次見到女兒的時候，女兒才剛剛六歲多。那天我與前妻去法院，辦理離婚手續，手續辦好已經是黃昏時分。等我們回到家，被一個人丟在家裏一天的女兒，站在黃昏的陰暗中大聲地哭著，要找媽媽與爸爸，那聲音是多麼絕望。
“爸爸要走了，等爸爸在外邊賺錢了，就帶你去城裏。”我替女兒擦拭著淚水。
“真的嗎？城裏有沒有大灰狼？”女兒停止了哭聲。
“城裏隻有人。”把女兒哄睡後，我沒有在家過夜。婚已經離了，再過夜就顯得有些奇怪。我連夜就拖著行李上路了。這一走整整過去了六年，女兒如今已經十三歲了，上六年級了。她應該是一個大閨女了吧？會不會還梳著馬尾巴呢？
坐公交車趕向火車站的路上，我第一次懂得打量窗外的一草一木。樹梢上發出了嫩芽，小草變成了鵝黃色，春天已經開始了。我感覺到，這個城市的一點一滴，與我有關起來。我開始盤算著，在女兒進城之後，應該帶她看什麼？玩什麼？吃什麼？我應該把什麼樣的上海介紹給她呢？把一個什麼樣的自己展現給她呢？
我來到火車站南廣場，看到一個紮著馬尾辮的小姑娘，她在東張西望，周圍一切與她無關似的，她隻關注一個人，一個招呼她的人。我喊了一聲女兒的名字，發現這個小姑娘顫抖了一下，就充分證實了這個孩子的身份。她聽到喊聲，怔怔地站在遠處，陌生地打量著我。一分鍾，也許是一個小時之後，她突然回過神，撲進了我的懷裏。
原來愛情與親情差別就在於：一個時間越久，隔閡越深，一個時間越久，越加親密；一個一旦有了陌生感，想再融化幾乎是不可能了，一個是再陌生僅僅需要一分鍾，一切就化解了。我緊緊摟著女兒，哭了，哭得如孩子一般，我說：“你認得爸爸嗎？”
女兒搖了搖頭，然後推開我。再遠遠地看看我，一分鍾，也許是一個小時，像是好好記住我，又像是與自己的夢進行對照。剛才還那麼親熱，一下子又陌生了。但是不到一分鍾，也許不到一個小時，又一次撲進我的懷裏，輕輕地喊了一聲：“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