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過頭問：“有什麼事情嗎？”女兒卻說沒有什麼。等我已經出門了，又聽到女兒趴在窗口，朝著樓下喊了一聲：“爸爸，你早點回來。”
我招了招手，騎著我的自行車朝著單位趕去。我上班的報社離出租屋足足有十公裏的路程，之所以選擇這麼遠，都是為了租金便宜一些。雖然是郊區，位於六樓，石庫門老公房，但一個月租金要一千五百塊，這還不包括水電費煤氣費。
當我騎了一個小時自行車跑到辦公室，以為上班第一天應該不會太忙，大家還在過年的氣氛中。所以想轉一圈就離開，回家陪陪女兒。如果時間可以，我要帶她去外灘這些開放式的景點轉轉。但是我還沒到辦公室，就接到了領導的電話，說是都九點半了，為什麼還沒有上班？等我趕到辦公室，領導已經等在那裏，拍著桌子，說是在鬆江有一個車禍，死了三個人，需要我緊急過去采訪。
鬆江雖說是上海之根，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變成了十分偏遠的郊區。跑一個來回恐怕就要三個小時。再加上采訪，回報社寫稿，恐怕又要忙到半夜了。要是在平時，我絕對不會推辭的，但是想到女兒還獨自一個人在出租屋，屋子裏雖然有一台小電視，但是沒裝有線，多數時候使勁拍一拍，隻能收到兩套節目，雪花點子大得比上海的雪花大多了。
我對領導說：“我要帶孩子。”
領導說：“誰家沒有孩子？你看看人家小俞，孩子還在喂奶呢。”
我說：“我家孩子是從鄉下來的，不容易。”
領導說：“你是記者，又不是保姆，要帶孩子很容易呀。”聽到“鄉下”兩個字，領導帶著異樣的眼光看著我，那種眼光是上海人特有的。他們把上海之外的任何一塊土地都叫鄉下，哪怕就是天安門廣場，照樣是鄉下；把上海之外的任何人都叫鄉下人，哪怕是毛澤東，照樣是鄉下人。他們天生就耷拉著眼皮，一副俯視一切的樣子。分明是說：“就你們鄉下人事情多。”
我沒有再爭辯，就往鬆江的車禍現場趕。采訪完了目擊者，又跑到醫院采訪傷者，還跑到交警隊，采訪事故處理情況。當我從鬆江采訪完畢，向辦公室趕的時候，碰到了春節期間返程的高峰，在公交車上整整堵了幾個小時。等我回到辦公室，再電話核實了一些數據，采訪了一個法律專家，寫成一篇兩千字的新聞稿，通過兩級領導的審定後，才發現上海金子般的一天，就在這種奔波中結束了。窗外已經一片燈火輝煌，這個城市醉生夢死的夜生活，早就進行得有些瘋狂了。
當我下樓的時候，突然想起我的女兒，還獨自一個人待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裏，沒有一盞燈是她熟悉的。這多麼像是一粒小小的芝麻，放在一個奇大無比的黑包袱裏。
這一刻，我產生了打出租回家的衝動，當我攔下一輛出租車，看著那跳動的價格表，我的心隨著一起跳動起來，我還是擺了擺手。如果真打出租回家，十幾公裏，恐怕需要五十塊吧？這是我一天工資的一小半。如果稿件裏出幾個錯別字，一個錯別字扣二十塊，我這篇稿件就等於白寫了。如果這篇稿件出現一個小小的數字差錯，比如把死亡三人，寫成了兩人，就得扣罰三百元，我這一天的辛苦，就等於是虧本了。這筆賬，還不算生活花費，特別是悄然消耗掉的美好生命。
我推出鏽跡斑斑的自行車，狠命地朝著出租屋蹬去。這一次，我僅僅花了三十多分鍾，就騎到了樓下。我遠遠望去，與以往有點不同，以往這扇窗戶總是黑的，隻有當自己踏進門按下開關，才會突然亮起。一個人是不是孤獨，是可以從他的窗戶體現出來。如果這個人是無依無靠的，那麼這扇窗戶與他一樣，一起打開一起關閉，隻能靠著自己才能點亮。
如今這扇窗戶，在我不在的時候發出了光。看到透出窗外的暗淡的光，我一下子放心了。我還沒有將鑰匙插進鎖孔，出租屋的門卻突然打開了。女兒一下子撲進了我的懷裏：“爸爸回來了。”
我說：“你怎麼知道我回來了？”
女兒說：“我聽到的，我一直在聽門外的腳步聲。”
我說：“爸爸回來晚了。你吃飯了嗎？”
女兒說：“我要等爸爸一起吃。”
女兒說著，就站上一隻凳子，爬到灶台上，端出一鍋東西。出租屋裏的灶台，不知道為什麼，比別人家的高一些，所以女兒隻有站在凳子上，才能夠得著。我們老家的小孩子，從小就是這樣給自己做飯，把自己養大的。
女兒說：“我下的麵條。已經熱過三次了，可能糊了。”
女兒一邊說，一邊開始往碗裏撈麵條，她每撈起一筷子麵條，都要把胳膊抬得老高。我洗了把手說：“讓我來吧。”但是女兒死活不讓：“爸爸上了一天班，應該很累了吧？”看著女兒高興的樣子，我便站在旁邊，抽了抽鼻子，然後說：“我女兒成大廚了，真是色香味俱全呀。白麵條，西紅柿，好豐盛啊。”
正當我在誇獎女兒的時候，女兒為了撈起一筷子麵條，手一伸，腿一蹲，腳下的凳子一下子踩翻了。鐵鍋一下子翻了下來，又撞到了兩隻盛麵的碗，一齊落在地上。鐵鍋發出刺耳的碰撞聲，兩隻碗一隻打碎了。所有的麵條全部倒在地上，麵湯濺了女兒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