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法斬之
古書記載：有一次晏子上朝未穿朝服，田桓子趁機向景公進讒言誣稱晏子有欺君之罪。景公聞言大怒，命“酌者奉觴”，罰飲酒五壺。這種刑罰直到晉代還存在。謝奕任剡（今浙江嵊縣）令時，有一老翁因觸犯刑律，謝奕就罰他飲醇酒。古代人飲酒，很多場麵設有酒史監酒，酒會猶如軍法，誰也甭想投機取巧。西漢呂雉擅權，諸呂皆封王侯。一次朱虛王劉章入侍呂後晏飲，呂後令劉章為酒史。劉章說：“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呂後說：“可也。”酒酣，一人酒量不行，中途退席。劉章追至門外，拔劍斬之，還報之說：“有亡酒一人，臣已行軍法斬之。”飲酒應有禮數，似無可厚非，而直至因飲酒而殺人，這真是駭人聽聞了。
學問之事
飲酒可不是簡單的吃喝，在古人心目中，可是關係以德治國、人民安居樂業的事情。在孔夫子的那套學問、思想體係裏，無論什麼都應與“德”有所關聯，酒文化是孔子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酒”當然也不例外，表現為“酒德”。酒文化成為中國文學的“搖籃”和“發酵劑”，孔夫子文化應是一大功臣。《詩經》三百來篇，其中有酒的就占了三十篇。孔子強調禮樂治國，而“百禮之會，非酒不成”，沒有酒，禮就失去了存在的形式；有音樂無酒，不能形成歡樂的氣氛。其“酒德”的核心思想，是指飲酒的道德規範和酒後應有的風度。合度者有德，失態者無德，惡趣者更無德。飲必祭，祭必酒，酒必禮。飲酒作為一種文化，可使人獲得極大的精神自由，同時，飲酒過量，便不能自製，容易生亂，因此製定飲酒禮節很重要。在遠古時代就已形成一些人人都必須遵守的飲酒禮節，酒的使用，是為莊嚴之事，從西周開始，酒就首先用在祭祀禮儀中，幾乎“無酒不成禮”。“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禮”，我國曆代倡導“飲酒有類，酒表有儀，酒杯有藝，上酒有序，開瓶有本，倒酒有方，配菜有別”等飲酒文化，與維護社會秩序的“禮”相互交融。主持饗宴中的酹酒祭神活動之人，稱為“祭酒”，後被人們用以泛稱位尊或年長者。漢魏以後，“祭酒”還曾被用作官名，為首者或主管者的意思。而“祭酒”作為語詞，至今未廢。
酒色
酒色，可指酒和女色。亦泛指放縱不檢的生活。《漢書·朱博傳》：“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遊宴。”《宋書·殷孝祖傳》：“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清魏源《行路難》詩之七：“溺仙溺佛皆玩物，豈獨酒色堪自伐。”郭沫若《曆史人物·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的為人……就是官書的《明史》，都稱讚他不好酒色。”另指酒容、醉態。《三國誌·吳誌·諸葛恪傳》：“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讒險》：“（孝武帝）嚐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慠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又謂酒的顏色。唐岑參《虢州西亭陪端公宴集》詩：“開瓶酒色嫩，踏地葉聲乾。”世人說的“酒色之徒”，則純是對某些人低下的人品之評價了。
貴在適量
飲酒不在多少，貴在適量。要正確估量自己的飲酒能力，不作力不從心之飲。過量飲酒或嗜酒成癖，都將導致嚴重後果。《飲膳正要》指出：“少飲為佳，多飲傷神損壽，易人本性，其毒甚也。醉飲過度，喪生之源。”《本草綱目》亦指出：“若夫沉湎無度，醉以為常者，輕則致疾敗行，甚則傷軀隕命，其害可甚言哉！”這就是說，過量飲酒，一傷身體，二傷大雅。有的人或賭酒爭勝，或故作豪飲，或借飲澆愁，都是愚昧的表現，懦夫的行徑。正如郭小川在《祝酒歌》裏所詠唱的：“酗酒作樂的是浪蕩鬼，醉酒哭天的是窩囊廢，飲酒讚前程的是咱社會主義新人這一輩！”朋友聚會，歡暢飲酒，當是切不可強勸的。其實，真的能夠“席前無空杯”也就算點到禮數了。
酒不可極
飲酒要注意自我約束，節製有度。十分酒量最好喝到六七分即可，至多不超過八分，這樣才飲酒而不亂。《三國誌》裴鬆之注引《管輅別傳》，說到管輅自勵勵人：“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就是力戒貪杯與逞才。明代莫雲卿在《酗酒戒》中也論及：與友人飲，以“唇齒間覺酒然以甘，腸胃間覺欣然以悅”；超過此限，則立即“覆斛止酒”（杯倒扣，以示決不再飲）。對那些以“酒逢知己千杯少”為由勸其再飲者則認為“非良友也”，這也是節飲的榜樣。相反，信陵君“與賓客為長夜飲，……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曹植“任性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常飲酒無歡，遂發病薨”，享年僅41歲。而晏嬰諫齊景公節製飲酒，山濤酒量極宏卻每飲不過八鬥，都一直奉為佳話。
棄身不如棄酒
飲酒要有度，嗜酒成癖則當是有害無益了。《飲膳正要》說“飲酒過度，喪生之源”，是有其根據的。因為酒的主要成分是酒精，喝多了使人頭昏昏、腦脹脹，過度興奮，感情衝動，失去理智甚至導致死亡。一次嚴重的醉酒無異害了一場大病。李白號稱“酒仙”，喝到五十來歲，他就嚴重衰老而無生機，這個“但願長醉不願醒”的李白和這個“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的李白，最後終於得了可怕的“腐肋疾”，就是今天的“慢性胸膿穿孔”。我們今天的許多英雄豪傑，人中精華，在暢飲中，有的胃出血，有的肝硬化，有的還掉進水溝，犧牲了性命。飲酒過量，可以造成多種疾病的發生，嘔血，急性胃炎，腎髒病，胰腺炎，動脈硬化，心髒病，血管病，精神病，腦溢血等。隻要酒杯端起，就隻顧樂、隻講情，就樂得忘乎所以。這樣，不出事才怪呢？
酒作為一種帶有社會屬性的交流飲食媒介，在度的把握上很重要，至少要做到如孔子所言“不及亂”。在曆史上，因酒誤事乃至招來殺身之禍去國之災的，可謂屢見不鮮。商紂王“酒池肉林”，耽於酒色，招致亡國身死自不必綴言；南宋時期的陳亮，才華橫溢，蜚聲詞壇，一日與人飲酒，醉中驪為大言，頗犯上，被人告到刑部，備受酷刑；唐太宗時的刑部尚書劉文靜，素對尚書左仆射裴寂不滿，一次趁著酒興發怨言：“當斬寂。”被一個失寵之妾告發，落得身首異處。教訓是最好的良師，因此有人對飲酒顯得特別謹慎，甚至敬而遠之。春秋時期的政治家管仲，說過一句名言：“湛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一次齊桓公問他為何不飲酒，他說“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棄身”，因此，“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清異錄》卷上《君子》“百悔經”條載：“閩士劉乙嚐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集書籍凡因飲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於終身。”因萬事皆有度，過度必失誤，棄身不如棄酒！人們應做到喜極不昏己心，樂極不亂己行，凡事適可而止。古人的忠告應當記取，可免鬧出樂極生悲之事來。
惟酒無量，不及亂
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流派，自漢以來在絕大多數的曆史時期，儒家的學說被奉為治國安邦的正統觀點，至今也是一般華人的主流思想基礎。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酒的習俗同樣也受儒家酒文化觀點的影響。《古今酒典》裏說，孔子本然就是個酒人；晉人葛洪《抱樸子·酒戒》更是說“嗜酒無量，仲尼之能”。這位孔聖人多次談到酒，比如《論語·為政》：“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子罕》：“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論語·鄉黨》：“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在儒家的思想範疇裏，用酒祭祀敬神，養老奉賓，都是德行。孔子之“惟酒無量，不及亂”，說喝酒多少也就是酒量大小，不是其他問題，重點在“不及亂”，應由“禮”規範、不逾矩。《酒爾雅》明確告知：“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福之會。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儒家對中國酒文化的影響實在太大了，也就無怪乎《清稗類抄》中黃九煙論酒的文章，幹脆就把孔子封為“酒王”了。
酒囊飯袋
宋代釀酒業甚為發達，“正月燈市，二月花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趙抃《成都古今記》載）。其時成都每年十月專門辟開酒市，足見釀酒、飲酒之盛況。而問題在於，當時的宋代官場已極度腐敗，吃喝成風，不請吃、不喝酒難以辦事，甚至有“酒食地獄”之說流傳於民間，至於那些酒色之徒，隻知飲酒作樂，醉生夢死，置國家興亡、民族盛衰而不顧，時人則形象地譏諷為“酒囊飯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