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淫書
被稱為“天下第一淫書”，對《金瓶梅》而言，應是憂喜兼備，憂的是名聲不怎麼樣，喜的卻是借此流傳廣而遠，其影響不可小覷。在“金瓶梅世界”中的酒，則被視為淫的附庸，酒樂是淫樂的鋪墊和前奏，飲酒便是為了增強相互間的性審美意識和性衝動，以便在一派“酒瀲觴灩”的迷漫氣氛中進入淫欲的心境。因此書中凡有淫處必先飲酒，酒與淫簡直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麵，形成了“金瓶梅世界”的飲酒之樂為“淫樂”與“縱樂”的特點，一種純粹為了獲取官能享樂和感官刺激的肉體的宣泄之樂。西門慶一妻五妾，外兼宿娼包妓，淫樂無度，且處處飲酒，對此人而言，可謂“無酒不成淫”。《金瓶梅》如此的表達，體現了世情小說的特色，也表現了酒文化中的“酒”在“金瓶梅世界”和現實生活中的一種特有功能和作用。
樂而中夭
在《金瓶梅》裏體現的“縱樂”思想，其歸宿，顯然隻能是樂而中夭。古語有雲：“酒是穿腸毒藥，色是刮骨利刀。”酒與色一旦合為一體，更加速了生命的枯竭，促成早夭。“金瓶梅世界”裏一幫“皮膚濫淫之蠢物”隻知縱欲淫樂，“酒——淫——夭”是其必然曆程。第七十九回寫西門慶縱欲致病，吳神仙診斷說：“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是太極邪火聚於欲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其間醫學道理一如《黃帝內經》雲：“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這淫樂縱欲的歸宿，當是中國酒文化中極有特色的一筆，有興趣的研究者理應對此引起的充分的重視。
清談儒林
在《儒林外史》裏，酒表現為一種“清談”形態。《儒林外史》說酒，實際上是隻要飲酒就清談。書中有大量的酒與清談的表述，顯示了酒在結構作品和揭示文士生活、心理，對社會看似輕鬆實則戲謔而沉重的生活態度等方麵的重要作用。文士們是《儒林外史》裏的絕對主角，他們在飲酒場中傾吐胸中塊壘，抒談人生際遇，以一種至少是表麵上看似輕鬆自如的態度品味人生、放鬆人生，對生活表現出一種帶有“宣泄”性質的戲謔態度，內涵卻是一種嚴厲的批判。《儒林外史》用諷刺筆調寫了一群知識分子的各種可笑行態，通過對這些人的生活的具體描寫展開對“博學宏詞”的封建科舉製度的猛烈、辛辣的抨擊。
書中描寫的那些封建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中，飲酒清談成為很重要的一種生活方式，有時甚至讓人覺得他們要是不飲酒清談已無以為計，借酒澆愁解憂是其飲酒的一個主要目的。事實上，在文士醉心舉業，八股文外百不經意的時代，知識分子對於功名富貴中毒甚深，病入膏肓，是以其因酒清談、把酒問天，皆無不以科舉、功名為熱門話題，似乎除科場考試，功名富貴之外，人生已無重要內容。這種尚“虛”傾向如果一般地道來，便覺無趣，於酒酣耳熱時順口侃侃而談、遑遑而論，則往往妙趣橫生了。由此似可推見，飲酒清淡不僅是一種文學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種“當時的”生活方式。
在《儒林外史》中，不僅醉心功名者大興飲酒清談，就是那些如閑齋老人所說“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的杜慎卿等人，也同樣地熱衷於飲酒清談。第二十九回乃例證之一，其間，“杜慎卿道：‘我今日把這些俗品都捐了，隻是江南鰣魚、櫻、筍下酒之物，與先生們揮麈清談。’”通過對這些品行高尚的文士活動的描寫，作品透出了一種肯定性心理意向，這些文士顯然是要給那些熱衷功名的士人立一個楷模，表達“以禮樂化俗”、“以德比人”的思想。
樂中藏悲
《儒林外史》刻畫的那群封建文士的種種形象，飲酒時多帶有“咬文嚼字”的傾向，或席間清談，或分韻賦詩，內容多是清談社會、人生、科場、名利等等。由於酒酣耳熱，故能放言清談，且帶上濃烈的個性色彩，或融入自己的身世際遇，或闡發自己的獨到見解，總不免一己的褒貶好惡，喜怒哀樂。又因為社會環境的壓抑，其飲酒清談之“樂”是為“苦樂”——酒樂之中飽含對人生苦澀的品味，而辛酸落第的科場冷遇又可在酒中暫得解脫；人生的苦悶在酒中即使不能消融，也可尋覓暫時的忘卻和片刻的安慰。
《儒林外史》飲酒清談對於文化來說，更多是一種淺淡的自嘲，對社會曆史未必有什麼直接的重大作用，卻於文化陶冶、社會思潮形成諸方麵顯示出不容忽視的力量。與《金瓶梅》“樂而中夭”、《紅樓夢》“樂極生悲”不同，《儒林外史》“苦樂”的飲酒方式已揭示其歸宿：樂中藏悲。現實人生的失意，因酒的麻醉作用而獲致某種形態，通過飲酒而麻痹苦悶的人生情緒、感覺及理性，消融嚴峻的社會現實的嚴酷。飲酒在這裏既是個性的一種退避，也是心靈的一種自我安慰，落拓科場的文士具有浪漫靈氣的才情誌趣，受到僵死思想的嚴重約束，個性遭到沉重的壓抑，此時似乎隻有多多飲酒才能借酒澆愁以求內心緊張情緒的緩解。因此這飲酒之樂終歸是“樂中藏悲”的，其樂愈顯，其悲愈深。
辯說西遊
在《西遊記》裏的“酒”，表現為一種“辯”的形態。《西遊記》寫一幫和尚，卻也飲酒，就算飲素酒，也有致醉的功能。甚至隻要有機會，幾個和尚徒弟的心裏似有點趨之若鶩。全書寫了103次飲酒場麵，僅涉及孫悟空師徒場麵的，就達36次之多，從出家人角度來看，委是不少了。
和尚喝酒，總覺得有點啥，因此，別有異趣的是，可聽聽孫猴子的判詞：“古人說斷送一生唯有酒，又雲破除萬事無過酒，酒之為用多端。”所以，唐僧師徒縱使飲酒，卻也還是有分寸的。把酒作一分為二的評價，在《西遊記》中以“辯”的形態來表現是恰當的，且特別強調了“酒之為用多端”。“酒之為用多端”大約是孫悟空的發現，這猴子還說酒的事情很奇特，頗有異趣。孫悟空還曾撒了一泡尿在酒壺裏麵，根據書中描寫的孫悟空撒尿的姿勢，有人斷定孫悟空是一隻母猴。
飲酒的理由
出家人飲酒，在《西遊記》中例舉了各種理由。有時是“不敢不受”：唐太宗為西天取經之舉賜酒餞行，玄奘秉持“酒乃僧家第一戒”，謝恩接酒不敢飲。太宗道：“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素酒，隻飲此一杯，以盡朕奉餞之意。”於是三藏“不敢不受”。有時是“持齋不曾斷酒”：高老莊收了八戒，高老擺了酒席，三藏知道八戒和悟空持齋不曾斷酒，網開一麵，說到：“既如此，你兄弟們吃些素酒也罷。隻是不許醉飲誤事。”有時是“排宴謝功”：比丘國王擎著紫霞杯，一一奉酒；在祭賽國，孫悟空等人捉了妖怪，國王親自把盞，悟空、沙僧、八戒各受了安席酒。有時是“盛情難卻”：二郎神與孫悟空設酒敘情，悟空知道是素果素酒，才敢舉杯敘禮。有時是“掩人耳目”：滅法國國王要殺一萬個和尚，尚差四個，唐僧師徒四人到來，正好做個圓滿。於是孫悟空喬裝打扮入城並為掩人耳目，隻好吃了素酒。有時是“用酒謀事”：所謂“釣詩鉤，掃愁帚，破除萬事無過酒”，在陷空山無底洞“危急存亡之秋，萬分出於無奈”，為了哄住妖精，三藏“沒奈何吃了”酒；在翠雲山芭蕉洞，羅刹女整酒接風，孫悟空為騙取寶扇“不敢不接”，實不能推辭，隻好相陪。有時卻是“著實飲酒”：天竺國王在留春亭設酒酬謝，三位師兄弟著實飲了一次酒。當然，也常常有推杯婉拒之時，比如，三藏對朱紫國國王擺素宴堅決不飲；孫悟空婉拒東華大帝君“欲留奉玉液一杯”；救活人參果樹，鎮元子安排蔬酒與悟空結為兄弟，酒隻是用在了結盟儀式上。
各色宴飲
《西遊記》中的宴飲也是很講究的。序尊卑、排大小，宮廷筵宴、仙道飲酒、民間酒席都是講究禮節、座次分明。名稱也各具特色和匠心，比如，王母娘娘舉辦“蟠桃嘉會”；猴王開設“仙酒會”；玉帝設宴“安天大會”；陳光蕊辦了“團圓會”；黑熊怪搞了個“佛衣會”；大妖怪弄了個“釘耙會”；其他還有如安席酒、得功酒等等，不一而足。書中涉及的酒花樣繁多：椰子酒，葡萄酒，禦酒，香醪佳釀，仙酒，玉液，素酒，香糯酒，國王親用禦酒，醴，暖酒，椰醪，紫府瓊漿，熟醞醪，喜酒，美祿，藥酒，鬆子酒，香膩酒，葷酒，暖素酒，瓊漿、瓊液，香酒，香醪、新釀等等。
酒以為樂
“酒以為樂”是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一個哲學命題。對《金瓶梅》、《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中飲酒的藝術表現，在“酒以為樂”的酒文化層麵上，三者都有相當充分的藝術描述，其中含藉的酒之文化哲學的思考，揭示了中國人在酒的文化哲學在文學中的某些特有表現形態。酒文化的醉感文化實質使其與人類哲學意識相通。在對待始生終死的個體生命流程上，三者表達了不同的生命哲學意味，揭示了中國文化背景下不同曆史時期，不同階層的個體的“此在”的人所具有的不同心態。在酒醉的迷狂狀態中，人們最終都在“酒以為樂”中對始生終死的個體生命流程產生強烈的體驗。其體驗中對生命的認知因不同的人、不同的曆史和不同的文化而得出的結論或意向也是極其不同的。
縱觀橫覽《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儒林外史》和《西遊記》中對飲酒的不同的藝術表現，如情欲、勇猛、雅致、戲謔等等，都說明了在不同的時代環境，不同出身及地位的人，因其生活方式、價值取向的不同，他們飲酒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含義也就有所區別。盡管同是立足於“酒以為樂”的享樂主義原則，然其酒文化意義卻具有種種不同意向，確實能激發起人們深究其底蘊的興致。
生命體味
《紅樓夢》欲超越於“在生”之“生”，將“生”與“死”扭結於環回狀結構之中，出之於“混沌”而歸於“混沌”，其哲學意味多“形而上”質素，具有某種非實在性、虛幻性和極強的思辨色彩。它提供了一種人類精神上延伸的可能性，使其內在魅力雄踞於中國古典小說藝術哲學含蘊之冠。
《金瓶梅》從“在生”中觀察和體驗“生”的生命流程，將“生”的體驗處處落於實在之地，給人以強烈的感官刺激，其飲酒多以直接的身體生理體驗為主，是以哲學意味上有較重的“形而下”質素。《金瓶梅》太注重感官愉悅的快樂、歡樂以至縱樂、淫樂，於醉境之中充分享受人生生命的風月雲雨，男歡女愛，是以在對待個體生命流程時，“金瓶梅世界”裏的人無不放縱自己，膠著於現世人生，貼近了“當下體驗”去觀看人生，玩味人生。把一切的愛、欲、情與“生”粘合在一起，似乎“死”不在他們的思維範圍之內。將這種近乎迷狂的體驗“生”的情狀融於個體生命之中，並於“在生”之點來體察生命之流程，無疑令人難以有真正“生”之層麵的瀟脫，難以讓人真正從審美的角度去觀賞千種人情，萬般景致，它顯然是一種缺陷甚大的人生生命體驗方式，並特別地不為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形態，特別是意識形態所容納。
《儒林外史》在始生終死的問題上並不太注重開端與結束，而更多地看重過程，注重生命流程的曲折前進和螺旋式回環上升的變化。文士們從各個不同角度對現世“在生”作出了極具個性色彩的反思和品味，其間，特別注重對“生”的酸甜苦辣，悲歡離合，進退成敗的體味和反芻。《儒林外史》在形而上具有一種對生死之終極意義的逃避意向。其開卷詩曰：“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結尾時也有一詩：“無聊且酌霞觴，喚幾個新知醉一場。共百年易過，底須愁悶；千秋事大，也費商量。”這與魏晉文士飲酒是為了“遺落世事”相反，《儒林外史》之文士們飲酒是“為世事所遺落”，他們調侃、戲謔人生於酒中，並由此營造了作品哲學意味的基調，構成了一種深刻的生命自嘲和對“生”的無可奈何的審視。
《金瓶梅》之放縱，享受“在生”之“生”及拒絕思考“死”極其不同，《儒林外史》非常節製“生”而有意回避“死”。對於“生”的謹慎，可以看出中國知識分子性格的脆弱性，以及對“禮”的潛文化意識心理的敬畏，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也。就此意義而言，《儒林外史》比《金瓶梅》和《紅樓夢》更具生命的現世觸動力，與社會政治、法律法規、經濟文化等形態聯係得更為緊密，使其成為了中國文學寶庫裏最好的一部“現世”諷喻之作。